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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寇准这一成功的政治文人综合体及其诗词创作的分析，证明寇准应具有比传统认识更高的文学地位。寇准是宋初政治文人、北宋政治文人群体中的重要人物，宋初“晚唐体”派别的盟主，宋初小令创作、开发、倡导群体的要员，“清官文学家”中的姣姣者。不论以个人还是团体流派成员的身份，寇准都有不容忽视的文学贡献与重要地位。

本文提出了“历史形象”这一尝试性新概念，用新的视角对寇准的政治事功、文学创作及综合性格进行了结合分析，不仅从新的角度充分确认了上述结论，还初步揭示出寇准文学贡献中尚未充分注意的意义和营养。

北宋初期甚至整个北宋文坛，出现了政治文人（高官文人）的群星现象，这些人士辅佐君王治国安邦，功绩卓著，又积极参与文学创作活动，集事功和文学成就于一体，这在北宋尤其特出，寇准则是其中一突出代表。这些政治文人曾位高权重，多有重大事功影响，个性与生活情趣颇具特色，在文学创作上，形成团体或流派（其文学交流常超越他们的政治派别）。这些流派或团体，或在当时就或紧密或松散地成形，或其流派性质为后来的研究所揭示。这些流派也有交叉，例如寇准与“西昆体”杨亿多有交往，同时又是“晚唐体”盟主，还是王维、韦应物的承继人，也是宋小令积极开发的示范者。他们亲身参与创作实践，加上地位与影响力，倡导、示范、推动既有文学样式的发展（诗的唐风转宋调）和文学新样式的勃兴（如宋词；本文不涉及宋代广义散文），扩大了文学的范围、内容、手法等。

两宋的重文体制、特殊的民族关系与市民社会萌芽的转型进程促进了文学发展，但也在某种意义上限制了政治文人的更大文学贡献，使他们不得不转而去发展更显赫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事功，这容易使人忽视他们实际作出的文学贡献。

寇准是一个典型的“文学创作－历史事功－人品－特色个性与情趣”综合体，是“政治文人”、“清官文人”这一类型中的代表人物，是有成效、有影响的诗人和流派代表人物，并有很大的经邦济国贡献。寇准的文学贡献是综合的，贡献着继续发展的生长点，要求着再认识与再开掘。这一综合体具有人格魅力，在传统社会的局限中达到了某种全面发展，其结构化效应，因社会历史和文学的规律而发展演进，由之后的其它文艺不断塑造，成为了我所称的“历史形象”。

由于寇准文学贡献及历史形象中的固有价值与现实的契合性及其发扬，使他的文学贡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种现实意义源于其文学贡献中伦理、认识、审美性的结合，“道－艺”、“生活－人格－真善美追求”的结合，这种系统性结构化要素具有普世与恒久的价值。

历史形象不等同于创作者及其创作本身，但又密不可分，同样是文学研究的对象。应该重视和关注历史形象并揭示其中的文学发展意义。史实的和历史形象的“两个寇准”，创作实践中与历史形象中的“双重贡献”，需要结合起来研究。与文艺作品中的角色形象不同，历史形象极紧密地关联于原型文人及其创作文本。历史形象与文艺交互推动，既提供文艺发展动力，又被文艺发展进一步塑造与充实，并有助于揭示出既有研究中尚未充分注意的深刻意义。

这种历史形象能够内生性地、长期地从多方面提供文学发展的营养或要素，具有持久的现实意义。历史形象的恒久价值是在人民性和审美性相结合的文学成就基础上，融入人格魅力、伦理、事功等积极要素，而演化出来。这种发生、生成过程并非无条件的，本文意图引起对此动力机制的关注和思考。这一新探索尚不厚实与成熟，希望得到批评指导。

一、政治文人寇准

寇准（961～1023年），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iii]。是历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的北宋著名政治家。作为政治、行政、军事人才的寇准，19岁（太宗太平兴国五年）登进士第，授大理评事，知巴东县，政绩显着，其才能深受宋真宗赏识，被召入朝任职，任枢密院直学士，判吏部东铨等职，性豪率，敢直言。真宗景德元年（1004）冬，契丹攻宋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的寇准力排众议，叱退迁都南京或成都的主张，极力促成真宗亲征至澶州督战获胜，迫使契丹议和，成就“澶渊之盟”历史大功。后为王钦若所谗，罢知陕州。天禧三年（1019）因顺应宋真宗意旨，奏言天书下降，再为相。真宗病时，因卷入皇家内争，被丁谓谗诬，罢相。后贬道州司马，再贬雷州司户参军，天圣元年卒于贬所，年六十三，封莱国公，谥忠愍。[iv]

寇准有爱民、廉洁、能干的历史声誉，仕途几起几落，最终遭贬死。是民间口碑响亮且历久不衰的著名“ 清官”之一，在当时就有 “欲得天下好，无如召寇老”的汴京民谣。苏辙经巴东写下的《秋风亭》诗称颂他：“人知公惠在巴东，不知三朝社稷功。”寇准事功以“澶渊之盟”为代表，集中表现了他的全面才干。同是宋朝的宰相文人，王安石在《澶州》诗中歌颂道：“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同样也是宋朝的宰相文人兼清官文人李纲的《喜迁莺·真宗幸澶渊（又题“边城寒早”）》词也有形象的颂咏：

边城寒早，恣骄虏，远牧甘泉丰草。铁马嘶风，毡裘凌雪，坐使一方云扰。庙堂折冲无策，欲幸坤维江表。叱群议，赖寇公力挽，亲行天讨。

缥缈，銮辂动，霓旌龙旆，遥指澶渊道。日照金戈，云随黄伞，径渡大河清晓。六军万姓呼舞，箭发狄酋难保。虏情慑，誓书来，从此年年修好。

事功之外，《宋史·寇准传》虽也生动记述了寇准刚直豪爽宽厚的特色性格，但只字不提寇准的文学成就。事实上，寇准是立志要作一个高风亮节的政治文人的，其志向和榜样可见于他青年时在巴东写的《屈原庙感事》诗中：

寇准幼年即有诗名和才气，七岁时即高速写出“三步诗”《华山》：

此诗出语宏朴，动静对比，鲜明生动，并隐有大志倾向，才思超过了成人的“五步诗”、“七步诗”，成为文坛上的神童佳话。

在巴东为地方官的青年时代，是寇准的文学高产期，成就也高。

寇准是北宋初文学群体与北宋政治家文人的重要代表，其文学地位也表现在团体和流派中。寇准是宋初小令词作者群中有重大贡献者，“晚唐体”盟主，也是承继王维、韦应物诗风有成者。

寇准与潘阆、王禹偁、林逋、“九僧”、平民诗人魏野等交游唱和，诗风有近似，与西昆体代表杨亿是诗友与政友。一般研究把他列为主要师承贾岛、姚合的“晚唐体”盟主，如认为他的五律如《冬夜旅思》等情思凄婉，很有贾岛风味。为寇准诗集作序的同时代人范雍则说他“平昔酷爱王右丞韦苏州诗”，如寇准的名句“远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明显化自韦应物诗句。寇准的流派地位和具有优秀师承的大数量、高质量的创作实践，奠定了他在诗由唐风转宋调关键时期的重要地位。

寇准创作主要为诗。寇准在巴东时，曾自选其诗一百五十六首编为《巴东集》一卷，又自为之序。现存《寇忠愍公诗集》3卷，《寇莱公集》7卷。词方面，《全宋词》录寇准四首，《全宋词补辑》另从《诗渊》辑得一首。[v]

从寇准的文学创作、流派中的地位、所交往的诗友以及后人的评价来看，寇准文学有成，非属偶附风雅的政治人士，但由于其政治事功奇大，文学成就易被掩盖。

一般说来，留传是贡献和地位的标志。寇准的文学成就和地位可从各时期文学选本中见出，如：

《皇宗诗选》（五十七卷），[北宋]曾慥编选，收入自寇准至叶梦得二百家诗

《唐宋名家词选》，龙榆生编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选寇准词《阳关引》，另对寇准评介稍详

《宋诗选注》，钱钟书选注，收入寇准“书河上亭壁”、“夏日”二首，序有简评

《历代诗歌浅解》，陈麦青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选寇准诗《微凉》

《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俞陛云著，选寇准词《踏莎行·春色将澜》

《全宋诗》，傅璇琮、孙钦善、倪其心、陈新、许逸民主编，收寇准诗百余首

《六年制小学语文教材·一年级》，2002苏教版，编寇准《华山》诗为第24课

论文《寇准诗集版本源流考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吴鸥《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一）》，1993

《唐宋词概说》，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北宋初政治家词”节中对寇准有较高评价

宋人胡仔在其《苕溪渔隐丛话》中评论了寇准多首作品，胡称寇准“诗思凄婉，盖富于情者。”

“宋初大臣之为词者：寇莱公、晏元献、宋景文、范蜀公与欧阳文忠并有声艺林；然数公或一时兴到之作，未为专诣；独文忠与元献学之既至，为之亦勤，翔双鹄于交衢，驭二龙于天路。”（《蒿庵论词·二》）

“有声于艺林”是对的，但认为寇准属于“或一时兴到之作，未为专诣”却不确。

对于寇准文学成就的既有评价在后面还有较多引述。这些既有评价总的都是积极肯定的，认定其某程度的重要地位和优点特色，但评介均较简略，总的来看研究不多不深。

二、寇准词贡献

宋词的产生对中国文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寇准对这一新文学样式的催生有重大贡献，以其自身的社会地位，创作精品来示范、倡导、推广，创新精神影响深远。寇准词还为日后的流派分化作了一定准备，他亲自创制词牌，其意义超出了具体作品的贡献。

寇准是宋初小令群体（也被称为“晏欧词风为代表的令词创作群体”）和政治词人群体中的重要人物，词作流传虽少，但就政治文人来说，只要有创作就有示范倡导的贡献。小令群体有王禹偁、寇准、潘阆、林逋、宋祁、范仲淹等人，一般评价很高的是王、范二人。王禹偁以诗文名世，“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流接响”[vi]。王词传世的作品仅《点绛唇》一首，有教材认为他“在词史上却有着不可忽视的位置。……是开北宋词坛创作风气的重要作家。”这样的评价用于寇准亦适用。

通行的高等教材中对寇准持有积极评价，例如对其《阳关引》：

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春朝雨霁，轻尘歇。征鞍发。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动黯然，知有后会甚时节？

更尽一杯酒，歌一阕。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

被认为是很有特色的送别词，用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意，又结合自身体验，情景融溶，另出新意。中间改写王维诗语，错落起伏，跌宕有致。最后又用“共明月”一句，把相隔两地的真挚友情绾结在一起，构思较新颖，较开阔达观的境界情怀在苏轼前仅见。

水陌轻寒，社公雨足东风慢。定巢新燕。湿雨穿花转。象尺熏炉，拂晓停针线。愁蛾浅。飞红零乱。侧卧珠帘卷。

虽然晚于王禹偁的，但相距不远，且更为精工，继花间意韵却更广阔，打破了花间、南唐写女性的幽闭狭迫感，扩展了背景，丰富了对比。

春早。柳丝无力，低拂清门道。暖日笼啼鸟。初坼桃花小。遥望碧天净如扫。曳一缕、轻烟缥缈。堪惜流年谢芳草。任玉壶倾倒。

叹息年光流逝，很具寇词特色：开阔、实境与意韵的动感、丰富、对比、直抒胸臆、放情率真。

寇准的《阳关引》词〔见本节（一）〕，有对王维的学习，这与其诗“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对韦庄的学习一样，意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化名诗为词形，更是谨慎而高起点的探索，这增强了推动效果，又让文人们易于承受过渡。这首词的神韵尤其末后一句，对苏轼的传世名作的影响是极为明显的。《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九中认为此词“语豪壮，送别之曲，当为第一。”

四十年来身富贵。游处烟霞，步履如平地。紫府丹台仙籍里，皆知独擅无双美。

将相兼荣谁敢比。彩凤徊翔，重浴荀池水。位极人臣功济世，芬芳天下歌桃李。

系人生自述，造语出意略嫌粗糙，情趣不够雅蕴，但助开豪放之风。寇准的《踏莎行》和《江南春》则近“婉约”，同时又有唐风遗韵。寇准从诗和词两方面都作出了移唐入宋的贡献。其仅有的五首词中，已经开启了日后婉约、豪放、旷达诸流派的源头或生成要素。只有丰富特殊的性格和特殊的经历，同时能以精品示范者，才能有这样的贡献。

寇准在参与新文学样式的催生中继承充分，向唐诗，南唐词和民间学习，以高水准出新。与其它作者一起，把不登大雅之堂的词带上文坛并最终蔚然成风。

具体艺术上，寇准在词的用韵方面非常考究，与音律结合完美，诵读特别流畅，自成一格。以《踏莎行》为例，词中用韵带出词的节奏、意境，即使在旋律失传的今天，读来仍能让人畅想：此词大概是一首旋律清新、淡雅，节奏较舒缓的作品。

寇准不仅以优秀词作呈世，预埋了日后词的流派分化线索，而且于新型词牌的创制，也有巨大的实践倡导之功。下面我以两个前人未及或未深入的、但很有启发的实例分析来予以说明。

寇准留存的词，或说五首，或说四首，其间问题与此有关。寇准《江南春》有诗一首，（题另有《追思柳恽汀洲之咏，尚有遗妍，因书一绝》、《江南曲》、《夜度娘》），另一首非七绝型的《江南春》则有人称为词，也有人称为杂言体诗，并被人由《诗渊》转入《全宋词补辑》。选本中常以“江南春二首”同时呈现。我以为从内容上看，二诗创作时间或同时或相距不远，并且是有意开发词牌的准备和半成品。二诗意境基本相同：

其中的时节（清明左右）、水边、水波、水苹汀洲、远离－离肠－愁情等，加上叶韵和总体意蕴的相似，是着意将同一题材分写为两形。类词的一首景物更丰，色彩点染更鲜（寇词特色之一），清丽宛转、柔美多情。《苕溪渔隐丛话》中说：“观此语意，疑若优柔无断者；至其端委庙堂，决澶渊之策，其气锐然，奋仁者之勇，全与此诗意不相类。盖人之难知也如此！”许顗在《彦周诗话》中说：“‘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大丞相莱国公寇忠愍之语！”也是叹评刚直高官作丽景柔情佳语。这些评价说明了寇词对社会生活和人心世界深入丰富的表现，打破了此前文学创作大多反映公开社会角色的惯例局限，令时人惊奇，具有震动性开创意义。

以这两首江南春仿化翻创齐梁间诗人柳恽的《江南曲》“汀洲采白苹，日暖江南春。洞庭有归客，箫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花复应晚。’不道新知乐，只言行路远”，暗示寇准欲据此创制新词牌。

诗形的一首，较含糊地介于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之间，而类词的一首则明显是女子第一人称，这是有意靠词的写法。其中明写出“江南春”三字，也是早期词尤其原创词牌所追求的。“江南春”是唐诗中即已频出的诗家语汇，更有齐梁时的源头。诗形的一首又题为“江南曲”和“夜度娘”等乐调味很浓的词牌式标题，很象是在试验多种乐调，欲创制不止一种词牌。词形的一首则进入了开发实施阶段。后传的一些词谱中有《江南春》一调，6句30字，另有《江南春慢》，为吴文英自创的晚期长调190余字，且仅一首，均与此迥异且都晩于寇准。我认为寇准是在主动创制词牌（或独立，或积极参与，或改善推广民间词牌），而江南春是一个没有完全成功的半成品（下面实例中有关踏莎行又叫江南曲这点，又可能暗示这两个开发是系列连续的）。从准备、分写及可能的最终放弃来看，创制工程是辛勤而严谨的。尽管《江南春》没有成功推出，但下面实例则是完美开发。

宋前即已留传下一些成熟并广具影响的小令，但寇准并不满足。《白香词谱·十四·踏莎行春暮寇准》谱例为58字10句，是一首在令词中别开生面，让人耳目一新，并在其后成为词家爱调，作品大兴的词：

此词将七绝首句变化，再整体予以词化、音乐化，有早期承继性谨慎创制的特点。此词艺术造诣极高，情景交融，意境浑然，风格清新，手法纯熟，语言晓畅，节调和婉，生动表现了女子伤春相思的真切情思，是闺情词中的上佳之作（有前人认为是依托之作，以妇自比而切望朝廷，虽可参考，但基本是反对世情拔高人心的理学式评价）。宋人胡仔称寇准“诗思凄婉，盖富于情者”，也合此词。此词扩展了令词境界，其变换视角，增强对比，点染色彩的特点很突出，纯正地保持了词的总体风格和要求，符合特定题材内容和具体音乐的客观要求。对题材范围，钱钟书说：“爱情，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眼开眼闭的监视之下那种公然走私的爱情，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宋诗选注·序》）。此词先期地例证了“词有淡远取神，只描取景物，而神致自在言外，此为高手”的看法（[宋]周颐《蕙风词话续编》）。此词被选入惠淇源编着的《婉约词》，靳极苍的《唐宋词百首详解》和《唐宋词选注》等。

《踏莎行》词牌极可能是寇准成功开发的，至少，是他成功挖掘的，并以精品推广行世。此牌在寇准前不见，之后则广见于词坛。无论是创制还是推广，都是巨大贡献。

《踏莎行》另有《喜朝天》、《柳长春》、《踏雪行》、《平阳兴》、《江南曲》、《芳心苦》、《芳洲泊》、《度新声》、《思牛女》、《惜余春》、《阳羡歌》、《晕眉山》、《踏云行》、《潇潇雨》等别称，从“度新声”别名看，应是新推广的时兴之曲，并在寇准后颇流行，苏轼诗句是证明：“不辞瘦马冲残雪，来听佳人唱《踏莎》”（《次韵杨褒早春》）。后演化有《转调踏莎行》，六十六字。

关于寇准创制《踏莎行》，最早见于北宋诗僧释文莹的《湘山野录》，内记寇准与友人踏青，忽忆唐人韩翃诗句“踏莎行草过春溪”，遂制此词。但我检索《全唐诗》发现，“踏莎行草过春溪”非出自韩翃，而出自卷348第36首陈羽的《过栎阳山溪》：

这或是文莹见于当时别版，或是文、寇、全唐诗某一方有误记，无法考证，但我发现《全唐诗》卷245第23首《宴杨驸马山池》一诗为韩翃作，但又记有“一作陈羽诗，又作朱湾诗”，看来韩、陈二人诗相混有某种未知的来由。

文莹之说尚是孤证，但此词牌在寇准之后兴起是事实，且还有参考旁证可资推测。

创制词牌需知音律，寇准“性豪奢，喜歌舞”是史实，“寇莱公，柘枝颠”，既状其歌舞之形，又兼示率放性格。

寇准在巴东期间，有深入的生活经历与情感。巴东及附近楚文化区与文学创新有着某种地域关系，当对寇准有影响。此地域上，远期即有屈原这样的民歌学习大师。《水经注》作为文学欣赏时，其所记的《巴东三峡歌》是一亮点：“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刘禹锡在这一带学创了竹枝词、杨柳枝词。李白的巴东诗、三峡诗也隐约地发扬着民歌风格。“寇巴东”受这种创新精神影响的条件很充分。

贺铸，是词作名家中大量写出佳品《踏莎行》者。贺铸有承继寇准的某种关系，关于“贺梅子”的记载很有启发：

贺方回《青玉案》词收四句云：“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其末句好处全在“试问”句呼起，及与下“一川”二句并用耳。或以方回有“贺梅子”之称，专赏此句误矣。且此句原本寇莱公“〔杜鹃啼处血成花，〕梅子黄时雨如雾”诗句，然则何不目莱公为“寇梅子”耶？[vii]

寇准为何没成为“寇梅子”暂不论，此仅从寇准的影响推测其对新词牌的创制。

综上所述，寇准在词作上的优秀创作实践和创新示范，对婉约风、豪放风和苏轼均有直接影响，其开辟源头兼含生发要素的成就与贡献，意义非小。

三、寇准诗歌贡献

寇准诗在现当代较有影响的选本中，一般被重复地选有一、二首或三、五首，本节主要不以这些经典的代表作为分析对象，以便提起对寇准诗作的更多关注。限于篇幅，本节只能作采撷式的例证。

一般认为寇准的七言绝句比较不依傍前人，最有韵味。寇准的七言绝句意新语工，如“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书河上亭壁》)，“日暮长廊闻燕语，轻寒微雨麦秋时”(《夏日》)等，情景交融，清丽深婉，都是值得玩味的佳作。宋人胡仔称寇准“诗思凄婉，盖富于情者。”《四库提要》称寇准的诗作“含思凄惋，绰有晚唐之致”。这些评价基本公允或有可取，尤其指出了寇准诗本质上率真表达人情的特色。我以为寇准关联九僧，与西昆体有交流，并不限于“晚唐体盟主”，而是以自己的特色对宋调形成参与了开创性贡献。

作为唐之后新的也是最后的诗艺高峰，“宋调”有自己的特色，不能全以“散文写诗、义理说诗、味同嚼蜡”的偏见来概括，记叙和议论入诗若好，也另有其优点。我还以为科技发展因素也应考虑，唐人确有平均水平较高的一面，但在当时条件下传抄，就较注意保存佳作。宋代的文具制作和传播技术有很大发展，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活字印刷术和廉价高效的新式制墨术均有记载，加上其它原因，宋人作品大量传存更为容易，也使很多非精品大量遗世，但不能以此来代表宋调。

寇准诗在宋初阶段的特殊贡献是准备性地承唐转宋，一方面推动诗向新型的词发展，一方面寻求诗本身的成就。

文学成就不离前人营养，在承继方面，寇准的“晚唐体”盟主地位及“王韦风”是个证明。对寇准的继承性成就，前人有充分肯定，明朝杨慎《升庵诗话（乐府诗话）·卷七 ○宋人绝句》条中列点多位宋诗人的诗句，以说明“宋诗信不及唐，然其中岂无可匹体者，在选者之眼力耳。如……寇平仲《南浦》……有王维辋川遗意，谁谓宋无诗乎？”《升庵诗话·卷七 ○南浦诗》又专列一条高度评价道：“寇准《南浦》‘春风入垂杨，烟波涨南浦。落日动离魂，江花泣微雨。’妙处不减唐人”，《升庵诗话·卷十二中 ○莲花诗》中又以另类的说明评价了寇准的诗艺：

“……，寇平仲《江南曲》：‘烟波渺渺一千里，白苹香散东风起。惆怅汀州日暮时，柔情不断如春水。’亡友何仲默尝言：‘宋人书不必收，宋人诗不必观。’余一日书此四诗讯之曰：‘此何人诗？’答曰：‘唐诗也。’余笑曰：‘此乃吾子所不观宋人之诗也。’”

寇准诗风被指忧深凄婉，这可能很在于评者的欣赏角度。我以为寇诗风格内涵更多，其中积极向上者亦不少。寇准诗也多有喜春，喜登高观水，登游亭楼，述大志壮怀和豪放自得等内容。

寇准刚直率真的性格具有某种童心的特色，“寇莱公，柘枝颠”，也有举止不甚合常轨与童心的表现，而童心结合淡真艺术是上佳诗艺的要素（儿歌似的“床前明月光……”和“春眠不觉晓……”就是证明）。我认为风筝诗很能说明童心、情趣和积极心态，下面跨时期的三首足以佐证：

不难看出，很难以“凄婉”评说寇准这类诗。在这里甚至可以看到寇诗对《红楼梦》中“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影响，这种影响即使很间接，也说明了寇准的成就。宋诗人中最具童心、并多量写作儿童题材的杨万里有“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小池》诗，从境趣到出语都有受影响于寇准的《夏夜闲书》的痕迹：

寇准诗是多风格的或综合的，上诗“澹水真宜习老庄”、“烟蓑何日卧清漳”也是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生活经历与性格思情的丰富性，又如他的《池上秋书》

这一类又是一个侧面。寇诗中多孤忧期待的表达，表现了带有难得政治同道和当时官场难清的伤怀，同时也含有恬淡和旷达的追求。如他早年的《庚辰岁将命至巴东时已秋序霜荷索然偶赋是章用遣幽恨》诗：

其中“野怀良自宜”的自慰和陶渊明式的隐逸心并不是无病呻吟的“幽恨”。

寇准较少涉及自己以风节、能干着称的政治家经历，更多的是反映类似普通人加隐士的思情。要概括寇准的主要风格，必需结合陶渊明、王维、韦应物、林逋等的综合格调，并从折射了他真实生活追求的、丰富复杂心情上的“淡真孤待”、或坚强与真情基础上的“游疑怅望”等特色来考察。以他的性格，当时的官场不是他能协调惬意和发生真诗意的地方，他基本拒绝自动作“台阁”、“应制”、“应景”类型的诗，偶有极少数“奉和御制……”、“奉圣旨赋……”的诗，恰恰艺术不高，如“深觉侍臣千载幸”就是劣句（《奉圣旨赋牡丹花》。（如苏轼，大量的应景闲聊奉承之词并不流传，唯出自真情的十几首成为名作。）

寇准的《早春》部分地代表了他感性人格、思情诗风的综合性：

寇准对“名利”一是有追图，二是确需有成为国为民事功的舞台，这又跟“高闲、隐逸”及看到官场的险恶发生了混合的复杂感触。隐士诗人魏野曾就贡呈天书一事写诗讽刺寇准，寇准也对该事懊悔，写了带自我批评的《赠魏野处士》诗：

他的理想与生活的复杂追求（包含佛教影响），可由《赠隐士》这样的诗折射：

若一定要用一首诗来表征寇准的风格、经历和思情特色，那应该是高、远、孤、荒、深、流、清、沉思、自惊的《春日登楼怀旧》：

寇准的诗通过自己的真情来贴近生活，反映范围较广大，有山林隐逸之思，有军旅之作，有思妇，友情，有季候之感，景物之咏。在他的诗中，季节物候诗很多，有时一景写以四季，与隐士僧人交往诗也很多，景物多全景反映，较喜欢人文与自然结合的境界。出意构思上以“唐风”为主，他以感性为主的心理与宋后期较多理性有区别。寇准与西昆体的某种刻意追求“清丽”也不同，常在淡真淡放中自出清丽。

语言上，寇准以承唐风为主，并汲取了魏晋以来的营养。这方面可以《春日登楼怀旧》（见前引）为代表。寇诗音韵和意象铺展具有配合性的流畅，寇诗韵脚几乎在今天仍然全都协调铿锵。寇诗的语言自有特色，例如喜用迭字，不仅有“迟迟未回首”（《巴东县秋日晚望》），还有“离心杳杳思迟迟”（《夏日》），更有“兀兀腾腾聊自遣”（《夏日晚凉》）。宋诗到后来，散文入诗与诗词互入是一个特色。寇准虽唐风蔚然，但也有先兆，如“微凉天气似秋期”（《夏日晚凉》），“似”字就非唐法，又如“坐久凝眸欲断肠”（《暇日》）、“勿使过着诮”（《屈原庙感事》），则带记叙或议论的散文倾向。

寇准在巴东的名句“远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将等待条件期盼人生发展的壮志，不避偏远着眼现实的随遇安心和隐约欣赏民间生活等复杂心思，寓于淡真的远近交错境界中，强弱隐显地深含期待，希望着考察、辨识、接引与开发大用。寇准的诗也如此，孤横在文学宝藏里，希望着渡向更大的利用。

四、寇准“历史形象”的综合贡献

寇准应有比既有认识更高的文学地位，这是因为寇准文学贡献中具有较高的永恒美学意义，这种美学意义的特点之一是较大文学成就结合着人格魅力和人生功绩。

这种结合发生出了独特的“寇准现象”，这种现象要求在文学研究中导入系统、综合性、发生－生成、结构化基本要素、动态发展等新思路新视角。寇准现象说明，历史进步性、人民性、积极的特色性格和生活情趣加上有质量的创作实践，将有如“干细胞”，能够构造出生成发展的更大影响。同时，其中的永恒意义结合着时代的再研究再认识，也具有持续的现实意义。

本节试图导入一种系统化的动力过程视角，尝试性地提出并运用一个还不太成熟的 “历史形象”概念。

历史形象具有可持续发掘的重要意义，它即提供文艺发展的动力，又被文艺所发展，交互地推挽演进。这种形象虽也带有文艺美学意义指称的如“典型形象，人物形象”等意义，但又不限于此。历史形象始终包含历史真实，离不开其本人的文学贡献，并被之后文艺塑造；历史形象提供多方面文艺创作发展的动力。它的特点是既推动文艺发展又被文艺所发展，持续具有现实意义。

这种历史形象并不多，曹操，比较具有这样地位，但可惜他的文学成就与奸臣形象过于矛盾，破坏了结构性要素的积极均衡，降低了综合意义与现实意义。而寇准是一个罕见的历史形象，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具有再研究和再认识的价值。

寇准这一历史形象具有能产生动力效应的结构化要素，下面就初浅的分析考察这些形成结构的要素及演化：

关于其性格。寇准性格豪放率真、丰富多彩，交友广泛但防人之心欠缺，能深入隐士、平民和妇女的内心，在豪壮与快乐童心之外，又有悲悯意识和民间情怀，整体上能整合性格内含的矛盾与复杂并具有相当魅力，并反映到文学贡献中。

“景德中，河北用兵，车驾欲幸澶渊，中外之论不一，独寇忠愍赞成〔实为说服〕上意。乘舆方渡河，虏骑充斥，至于城下，人情恟恟。上使人微觇准所为〔“上意”勉强和胆怯〕，而准方酣寝于中书，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时镇物，比之谢安。”

另一说法是寇准其时在与诗友加宦友、西昆体要员杨亿谈笑对饮，情趣同样盎然。

寇准的性格行为产生出一些成语。如“澶渊之盟”，“孤注一掷”，“不露锋芒”，“生张熟魏”等。宋人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中记有：“（寇准）能断大事，不拘小节；有干将器，不露锋芒”。“生张熟魏”喻新旧不分，沈从文在《宋人谐趣》中据《梦溪笔谈》介绍说：寇忠愍镇北都，〔魏〕野在门下，北都有妓女，美貌而举止生硬，人谓之“生张八”，因府会，忠愍令乞诗于野，野赠之诗云：“君为北道生张八，我是西川熟魏三，莫怪樽前无笑语，半生半熟未相谙。”

关于其友谊。寇准多诗友，除了官宦诗人（如杨亿、毕士安等，甚至政敌丁谓等），也和民间隐逸诗人及诗僧（如林逋、潘阆、魏野、妾、“九僧”等）等唱和交往，文学营养汲取丰富。更为特异的是寇准与皇亲八贤王的深厚友谊，二人的同性恋及皇帝赐他们同性婚姻的野史传说尤其惊世骇俗、在同档人物中绝无仅有。在这一传说中，寇准的词起着某些情节发展的重要作用。寇准有否同性恋不能确考，但至少这表明了二人非同寻常的友谊，这种皇族和高官的世俗性友谊又契合着主战等方面的政治共识，并且既史实又演义地跟历久不衰的文艺题材“杨家将”粘合在一起。

关于其两性情感。封建社会中，很多人士尤其上层人士的爱情是在时代局限中曲折表现的。寇准一些出自女性口吻的诗词，表现了他对两性感情细腻真切的感受，是韵味历久弥悠的佳作。寇准具有诗意情爱，“寇准买妾名蒨桃”[ix]，二人至少留下了诗友兼诤友的故实。各时期的很多选本都同时选有寇诗和蒨桃的《呈寇公》（共四首，一般不全收），与妾共同传诗，留下了不多见的诗坛佳话。寇、蒨二人的诗，不仅表现了文学化的情感生活，更罕见地展示了家庭中的爱民共识、底层抗议和反腐谏诤的关系[x]。

关于生活情趣。寇准有豪放享受“会生活”的一面，如在饮食上追求境趣，喜在烛光中进餐。至今享有盛名的渭南名点水晶饼也和寇准有关。据说寇准某年从京都汴梁回老家渭南探亲，正逢五十大寿，乡党们送礼贺寿，其中一桐盒中有50个水晶般晶莹剔透的点心，上有红纸载诗一首：“公有水晶目，又有水晶心，能辨忠与奸，清白不染尘。渭北老叟”。之后寇家仿做这种点心并由寇准命名为“水晶饼”。

关于其艺术爱好。《宋史·寇准传》记：“初，张咏在成都，闻准入相，谓其僚属曰：‘寇公奇材，惜学术不足尔。’”这个学术，指的应该是封建道统及权术规则。寇准虽幼习儒学，但并非后来的道学家。寇准“性豪奢，喜歌舞”并率性而为，“寇莱公，柘枝颠”，表现了不顾高官仪轨带些颠狂的舞蹈形象。

关于营造结合生态环保的“自然人文景观”的社会发展事迹。寇准生前一直有“寇巴东”这一民间式亲切称谓，这在以地望显位相称的时代是罕见的。巴东是寇准诗意为宦的代表地区，也是其文学创作的集中丰收期。青年寇准在巴东作行政长官时，劝民弃猎从农，劝民放弃落后毁林的刀耕火种，代以较先进的农业，如推广新式犁头技术，进行精耕细作等，迅速完成经济转型，达到了“无旷土，无游民”的绩效。此外还匠心规划，进行协调提升自然环境的人文－生态建设。寇准在巴东建起白云、秋风、劝农三座名亭（后二亭今存），又带头植树，秋风亭前有寇准手植的“莱公柏”。有人评说劝农亭既是民间调研机构，又象农科所，又是诗文院，又是提高审美情趣的旅游景观。秋风亭很可能是寇准亲自参与修建的草木结构建筑，陆游《秋风亭拜寇莱公遗像》（二首之一）诗可资参考：

寇准在秋风亭上创作诗歌，把社区建设、道德建设与文化－文学建设结合在一起。寇准在秋风亭所写的《感秋》诗“达则济天下，穷当守一丘。胡能效时辈，腼冒随沉浮”就是一个例证。距寇准在巴东百年之后（孝宗干道六年，1170年），陆游自山阴赴夔州通判，经巴东时登秋风亭、白云亭，其《入蜀记·登白云亭》中生动记录了人文生态景象：

“谒寇莱公祠堂，登秋风亭，下临江山。是日重阳，微雪，天气飘，复观亭名，使人怅然，始有流落天涯之叹。遂登双柏堂、白云亭。堂下旧有莱公所植柏，今已槁死。然南山重复，秀丽可爱。白云亭则天下幽奇绝境，群山环拥，层出间见，古木森然，往往二三百年物，栏外双瀑，泻石涧中，跳珠溅玉，冷入人骨，其下是为慈溪，奔流与江会。予自吴入楚，行五千余里，过十五州，亭榭之胜，无如白云者，……为令者可以寝饭于亭中，其乐无涯，而阙令动辄二三年无肯补者，何哉?”。

荒凉偏野、连官也无人愿当（“阙令动辄二三年无肯补”）的巴东，就由年轻的寇准建设为一个社会经济有发展、诗意盎然之地。寇准以其作为，协调了自身、社会、自然、文学的发展。寇准之后，历任官员接任都要到三亭拜谒，接受“有效行政和爱民传统教育”。

秋风亭是寇准历史形象的重要构成要素和象征，可查据的最早题咏是苏辙经巴东写下的《秋风亭》诗：

关于历史形象的发展成形。寇准的生平从记实发展到故事、传说和艺术形象，从历史人物化形于庞大的文艺体系，进入到广泛的各类文学样式。除评话曲艺外，还有很多寇准戏曲，如京剧“寇准背靴”，而众多的“杨家将”戏曲也离不了寇准的身影。杨潮观在清乾隆元年创作的著名代表作《寇莱公思亲罢宴》（《吟风阁杂剧》），直接针对时弊，劝官员们效法寇准。丰富而全面的社会文艺塑造，使寇准成为一个结合知识、教育、审美、生活情趣与政治理想的综合历史形象。近年由葛优、陈道明主演的20集电视剧《宰相寇老西》，也说明着这一形象发展的强大动力。当人们说到寇准时，真实人物与历史形象经常是浑然一体的。

关于幼教作用。寇准还进入了初级文学发蒙与基础道德教育结合的少幼教材。明人程登吉的《幼学琼林》中的对仗训练有：

安得时将红袖拂，也应胜似碧纱笼。（出自寇准与魏野的诗趣故事）

枯竹深知，长来树干生来叶；老头自信，清似壶冰直似绳。（出自寇准为官清廉而枯竹重生的故事）

留下了大量实地纪念。例如，巴东旧县坪对岸偏东处有“孤舟渡”，其石壁上刻有寇准名句“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南宋王十朋所撰《寇忠憨公祠记》记有：“太平兴国中，寇准公为巴东令，有‘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之句，识考谓其必大用。”这个寇公祠及寇准当时的县令官府建筑的遗址基本保存完好，规模大，布局严谨，并有考古发现（如宗教色彩的圆雕兽首）。

寇准贬死地雷州（今广东海康县）有寇公词、西馆、莱泉井、十贤祠。寇公祠位于西湖公园内，始建于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1985年重修）。天宁寺西馆是寇准初到雷州居所，后为功德纪念地。寇准死后封莱国公，西馆东侧水井被称莱泉并。十贤祠也在西湖公园内，南宋咸淳末年（1274年）始建，清嘉庆九年（1804年）重修，1984年再修，内有文天祥撰《雷州十贤堂记》碑。十贤是与雷州有关的北宋宰相寇准、学土苏轼、侍郎苏辙、正字秦观、枢察王岩受、正言任伯雨、南宋名相李纲、赵鼎、参政李光、编修胡铨。加上文天祥，这十一人又是程度不同、各有文学－事功－人格结合的群体。

然而，虽有隐含的文学基础，寇准的历史形象却只有其少量文学成就被明显地溶于其中，由于历史原因，而很强调道德教化一面，文学要素的生发未达到应有的协调，更饱满的和更符合恒久美学意义的历史形象塑造，是当代研究应该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