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息哲学角度对自由软件运动的综合研究”课题组[1]

目录

前言

第二部分  自由软件运动研究

第三部分  自由软件与中国

前言

本课题是以我们对信息哲学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对信息哲学的研究涉及到“信息进化”的历史考察，特别涉及到对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信息社会的考察，涉及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信息社会条件下的表现方式和深化，以及信息化的社会生产力对社会转型提出的要求等等方面。只有这样具体、历史的考察，才能真正认识信息通过进化展现出来的本质，才能更好地把握人类信息化进程的实质和方向。我们1999年在互联网发现了自由软件运动，初步研究了自由软件基金会网站中的英文资料后认为，这一运动作为一种“自然抽象”（即通过现实的历史发展现象表现出历史的内在逻辑），有助于我们上述的研究思路。因此，本课题的内容是信息哲学研究和现实的自由软件运动两个对象的有机结合，是基础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强结合，只是在研究的现阶段，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自由软件运动的考察，信息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将作为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因此，本研究报告的主要篇幅是放在了自由软件运动的考察上。

第一部分    信息哲学研究 

我们对信息哲学的研究是建立在对以下学科的广泛考察基础上的。

1. 系统科学。除了最先产生出来的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以外，需要着重考察的是耗散结构论、超循环论、协同论、混沌学说、分形理论、复杂系统学说等新系统观。信息论第一次把信息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其局限性在于仅仅考虑了人工通讯系统中的信息，而且主要只是对信息的量的分析。而70年代以来的新系统论则把问题的研究范围大大地扩展了。虽然没有直接地把信息作为研究对象，但信息则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从耗散结构论到复杂系统理论研究中的隐含主角。

2. 理论物理学和宇宙学。虽然申农和维纳已经把热力学的“熵”概念引入了信息论，但这个领域实际上并没有很好地成为以往的信息哲学的综合对象。但理论物理学和宇宙学的“新”结论正在向我们展示出，宇宙的物质结构中有和谐的或合规律性的秩序，这种秩序需要用“宇宙的信息本性”来解释。以往的“规律”、“秩序”、“结构”等等哲学概念都将找到更加精密的科学依据和表达方法。在这个领域中，量子力学中的“原子共谋”问题、理论物理学家大卫·玻姆的“隐序理论”、理论物理和宇宙学家霍金对宇宙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多表述的彻底统一理论”、数学和物理学家彭罗斯对宇宙是物质与信息的复合统一体的猜测与相关研究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3. 生物学、神经生理学和脑科学。神经生理学和脑科学已经为我们认识信息在高级神经系统中的存在方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结论，而关于遗传的基因理论、病毒学、免疫学有关理论已经在改写传统的关于生命本质的看法。信息及其编码方式已经越来越被看做是生命的真正本质。

4.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科学。这一领域是随着现代计算机的发明就已经产生出来的，阿兰·图灵，冯·诺依曼本身不仅是计算机科学理论的奠基者，也为那时还没有的信息哲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70年代以来，国外关于“赛伯哲学”、“计算机哲学”、“人工智能哲学”的理论更是层出不穷。互联网的发展则形成了一个研究信息进化的巨大实验室，而且它也可以被看做外在于人类个体的人类神经系统，它意味着信息进化的更高级阶段，即人类和人类的意识整合的信息系统阶段。我们的前期研究表明，信息本质正在从这些学科的并行发展中凸显出来，需要哲学的最后离析和综合。

哲学本身的考察：就我们希望阐述的新信息观来看，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的“数”开始，古今中外许多哲学家思想中都包含了关于宇宙的信息背景的概念，例如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等，中国的《易经》和《老子》中也包含着类似的思想。这些概念是在当时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历史的或者科学综合范围的局限性，但是以他们的方式，天才地猜测到和表达了关于宇宙的信息背景的思想，对这些思想的考察有利于我们概括信息的哲学本质；另一方面，新信息观的建立，又反过来有助于重新梳理哲学史上的这些范畴体系，使之在信息哲学的范式下得到深入的理解。实际上，还有很多范畴，例如：决定和非决定、本质和现象、结果和原因、必然和偶然、形式和内容、可能和现实、结构和功能、客观知识和自我意识、等等，都可能在信息哲学的范式下得到深入的或更新的理解。

信息进化的一般社会历史形态考察。对信息的哲学思考，以往主要局限于对信息的概念分析和有限的自然科学考察，而缺乏对信息的社会历史形态的考察。而只有这种考察才能使我们达到对信息本质的整体理性具体的认识。需要把握信息在人类社会中进化的一些典型特化形态，例如：符号化、意识形式、意识形态、虚假意识、信息主体及其分化、分裂、知识分子群体、社会分工尤其是精神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理论与实践的分化和分裂及其历史整合、文化编码与文化传统。等等。应该可以从这种考察中建立社会信息系统的哲学层面的理论模型，把信息流从社会物质流中抽象出来加以科学地把握，并且递归地重构关于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等等范式。重新认识关于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精神文化-物质文化等二元对立的范式，力图达到对立统一的新范式。 

在上述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本课题组对信息哲学以及信息的哲学本质问题形成了以下初步结论和需要继续研究论证、修订、深化的理论生长点。

“信息哲学”这个概念虽然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不断地被学术界提出和讨论，取得了可观的理论成果。但是总的来说，以往的信息哲学为自己规定的具体科学基础主要集中在信息论、控制论以及人工智能科学领域，对自然科学的其他领域概括不够，许多自然科学领域（如理论物理学、宇宙学、数学以及系统科学的最新分支）则还远未进入信息哲学进行综合的视野；而社会历史本身以及社会科学的发展，则基本没有被作为信息哲学综合的对象。信息哲学本身的理论体系也是很不完善的，实际上，在“信息哲学”这个名称下，存在着的是各种不同的内容、立场、观点和方法。它还完全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另外，信息技术和网络化发展，虽然引起了大量的思考，产生了较多关于网络经济、网络社会、“数字化生存”的新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成果也没有很好地成为信息哲学的综合对象，因为目前的信息哲学似乎没有一种范式能很好地概括和解释信息社会问题，它主要地是被用来解释信息技术问题和自然科学问题。

面对信息哲学目前的发展状况，我们的观点是，信息哲学如果要把自己作为一种新时代的时代精神，就需要把视野从自然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正在引发一场信息社会革命。生产方式和整个社会面临转型。信息哲学只有对这些问题做出统一的解释，并建构出适应整个变革的哲学范式，才能真正建立起来。我们初步建构的一些范式，可以对上述问题做出初步的解释，例如“信息进化”、“信息反应”、“信息主体分裂”、“信息冲突”、“文化编码”、“信息与生产方式”、“信息与资本的辩证矛盾”、“社会信息不足和信息冗余的矛盾”、“社会信息伪系统”、“社会信息形态”、“多样的信息层级系统”、“虚拟的社会信息中枢”和“现实的社会信息中枢”等，其中，“信息进化”概念将有可能成为一个核心的、具有统摄功能的概念，稍后将作进一步阐述（亦参见《生态问题的信息哲学基础》，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6期）。

由于本课题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考察“自由软件运动”问题上，所以，我们关于信息哲学理论内容的研究，目前还只能形成一些需要继续深化、体系化的基本观点：

（1）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将通过其信息本性得到进一步说明。 信息性和物质性一样是宇宙的固有本性，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对宇宙信息本性的认识将深化、丰富我们对客观世界、对“物质与精神”关系的哲学级认识。例如，从思维和意识是信息进化的高级阶段这一线索来看，“物质与意识”这一对范畴就是不对称的或不完善的，我们可以通过信息哲学的建构，来论证是否可以用“物质与信息”的对立统一来更好地表征物质世界及其统一性。

（2） 信息的本质在“信息进化”的历史过程中展开，信息又反过来记录着这过程。信息进化与物质进化并行，且引导和强化物质进化；信息进化遵循“递归”（或者说，在时间中“全息地卷入和拓展”）的规律。我们建构了“特化”、“泛化”、“信息凸现”、“信息冲突”、“信息主体”、“信息系统在时空上的层级和递归”、“扩展着的关联”“次级信息”、“自然抽象”（进化本质的直观呈现）等系列概念来初步把握信息进化的完整过程，进而在哲学层面上完整描述信息进化的基础上认识信息的本质。我们认为，当今我们面临的“过渡中的信息社会”是宇宙信息本性的高级阶段，信息泛化突显信息的本质，但要通过新的自觉的自组织（人类社会转型）过程来实现宇宙的信息本性及其多样性和全息统一性。

（3）对信息的哲学本质的理解。信息可以一般地理解为物质世界的整体相关性，以及这种相关性的记录方式和递归性质；在信息进化的生命物质阶段，信息记录方式获得了特化的组织形式（基因）；在信息进化的人类社会阶段，信息记录的递归性质获得了高级的反身形式—意识和自我意识；在人类社会的“经济阶段”，信息的本质通过经济价值得以“凸现”，目前的“过渡中的信息社会”中表现为“信息化”和“物化”的尖锐对立；在人类社会的“文化阶段”，信息的本质将克服异化而真正“实现”，掌控了“必然王国”的自由人类为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代言，和“代天行道”；宇宙在空间上的全息性通过时间上的递归性得到实现，并相互映射，辩证地展开和存储（也就是“在时间中全息地拓展和卷入”）。（参见贾星客、李极光《生态问题的信息哲学基础》，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6期）。

（4）社会信息化与科学社会主义有必然、内在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信息化进程应该而且可以为世界信息化进程做出贡献，而这需要哲学层面的新信息观的指导。同时，信息哲学又必须在研究和处理现实信息社会中的矛盾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充实。 

如前所述，我们对“信息哲学”的理解，除了强调更广泛的具体科学考察，建立更深广的科学基础以外，特别强调，信息作为一个一般哲学范畴，必须包括对社会历史进化过程的概括。以这一思路作为指导，我们用较大精力对“过渡中的信息社会”进行了信息哲学考察。我们认为，信息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它必将也正在成为一场社会革命。因此，正在形成的信息哲学也不能仅仅是一种技术哲学。在更大的程度上，只有深入地考察和综合了信息凸现与社会制度的变革的关系以后，信息哲学才有资格作为哲学建立起来。

我们目前所处的信息社会实际上是一种过渡阶段，应该称为“过渡中的信息社会”或“信息社会的初级阶段”。因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信息社会”还正在寻找它的结构，它正在朝什么方向发展或者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还需要我们的深入认识和探索。

信息社会这个概念本身，就目前人们对它的了解来看，主要是从生产力的技术形态上来概括的，而生产力的信息化必然与传统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也正在发生冲突。我们在下面就要通过一系列矛盾来描述这些冲突。这要求有新的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转型来与之相适应。未来的完成了的信息社会必然是一个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的整体新社会，这将是自然界的普遍信息本性的真正展开和实现，即通过人来完成物质世界的信息进化过程。因此，除了对信息进化的一般过程进行考察以外，还需要对过渡中的信息社会的特定形态和过程加以考察。

信息革命正在从技术转型或生产力转型步入社会转型，而社会转型的核心内容是生产方式的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信息凸现催化着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激化着大量转型性社会矛盾，对过渡中的信息社会的分析，正是要通过这些矛盾的认识和分析来进行：

（1）信息的共享本性与传统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最典型地体现为知识产权在信息化时代中表现出来的一系列问题上。信息产业中的跨国公司已经很明显地把最初目的是保护知识劳动者权益的知识产权作为知识垄断和知识剥削的工具，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两难问题”（既受到发达国家借强化知识产权推行知识霸权的压力，又需要健全自己的知识产权，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推行知识产权过程中，民族经济受到很大打击，特别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某某会议以后）；以传统所有制为基础的知识产权扩展过程中的矛盾（知识霸权，信息剥削、跨国公司抢注发展中国家的基因资源等等）。1983年从美国发起，现在遍及全世界并且方兴未艾的自由软件运动就是这种矛盾的一种典型表现。自由软件运动提出的软件共享和一般地信息共享的斗争目标，代表了这一矛盾运动的发展方向（注释：参见贾星客、李极光《论自由软件运动》、《论左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2002年第1期）。

（2）信息共享本性和普遍关联性质与传统的民族疆界的矛盾；需要分析互联网的“无国界”性质以及互联网上出现的各种“虚拟国家”、“虚拟民族”的性质、意义、影响和作用，这种作用和趋势正在越来越尖锐地和传统的民族国家疆界发生矛盾，同时，又在形成着新的“利益集团的边界”如跨国公司和大量非盈利组织等等。

（3）与信息凸现、信息过剩并存的信息不足和信息分配巨大差别之间的矛盾以及解决矛盾的条件。在过渡中的信息社会，一方面是信息的超量涌现：1980年代就出现了有关信息爆炸的评论。现在看来，信息爆炸在相当程度上是信息相对过剩，是信息冗余，并且通过信息竞争有不断加重的趋势；而同时存在的却是大量社会底层民众的信息不足。信息技术造就的大量“傻瓜化”技术界面，只是信息相对过剩和信息不足同时存在这一矛盾的技术象征物，在这一象征背后存在着的是信息和知识的封锁、垄断、高价以及知识圈子的人为加固，把大量下层民众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下层民众排斥在信息化进程以外，或者是用廉价的低知识信息产品来充斥他们的意识。这起到双重的作用：既把他们作为“信息消费者”“开拓了市场”，又把他们限制在高知识进程之外，信息垄断者继续保持他们相对的高信息态，从而巩固信息的阶级差别。这实际上是传统的阶级差别以新技术为手段的强化。这说明，不能抽象地高歌“信息社会的来临”，而要分析和解决矛盾。

（4）信息化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各种新社会运动考察和分析——它们的主体、性质、社会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例如自由软件运动、自由音乐运动、自由民族运动、自由硬件运动，反知识产权运动、“嗨客”（区别于“黑客”）群体的崛起，以及其他各类随网络化而产生的电子信息族群，这些运动和新潮的互联网群体说明随着社会的信息化、网络化和知识化，改变着社会主体的成分和相互关系，新型的信息主体在产生并对社会进化发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需要对这些新型主体的社会地位、性质、发展趋势进行理论研究。

另外，还有大量电子信息现象需要研究：信息安全问题、互联网中的隐私权危机问题、计算机犯罪、信息战争、信息侵略以及“网络社会”中的信息突变（例如新的网站、数据库、信息结构方式的大量快速产生，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电子浪潮），等等。

信息哲学需要通过对上述转型性矛盾的分析来得到充实、创新和完善，相应的，也只有通过全新的信息观才能深入和正确地理解这些社会矛盾，并揭示出解决问题的条件。也只有通过这样的具体案例研究，才能对信息的哲学本质形成科学、完整的理性具体，从而促进信息化进程健康、合理地发展。我们相信，一种在时代理论高度的信息哲学的形成，将对中国和世界的信息化进程以及信息化带来的社会转型提供有益的启示。

第二部分  自由软件运动研究

一、社会背景描述

电脑软件是信息的一种高度发展形式，正在逼近触及、揭示与掌握着宇宙及社会的信息本性及其进化规律。一些原来在传统生产力基础上纠缠不清、理解不顺的现象、关系、规律、原则等，正通过软件、软件技术、软件的应用与网络化扩展，而被予以更高的“自然抽象”而凝炼简化，正被明晰直观与现实具体地呈现出来。这种自然抽象与理论抽象的结合，更加深刻地再确认着：社会化规律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加速地、强烈地要求着整体直接呈现。我们认为世纪之交出现的自由软件运动，正是这种历史要求的一个有力佐证，正是这种时代性变革的一个典型表征。

社会化自由协作是宇宙信息本性的社会表现，是信息进化规律的必然趋势。作为信息哲学理论中揭示的“自然抽象”与“自然方法论”过程，自由软件运动正在把这种社会变革的矛盾与斗争更加简明、现实、集中地表现出来，并证明了社会化与资本的峰面对抗在当前正表现为信息与资本的缠斗〔参见拙作《论生态问题的信息哲学基础》，2000年《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自由软件及其运动直接具体地表明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内在冲突，现实地提出了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源矛盾的问题，激发与推动着进向全新社会的变革，并为这一变革提供着更加丰富、现实与成熟的硬、软综合条件。不论自由软件运动的主观意愿以及人们对它的理解与态度如何，对它的科学研究都将揭示出，自由软件运动的实质是在新的生产力水平与新的时代，再次确认与更加激发社会化自由协作这一历史规律的紧迫要求，并更清楚地展示与启发这一规律实现的途径、过程与方向，并为丰富与发展认识这一规律的理论学说提供了启示与营养。

自由软件运动几乎是伴随着“信息资本主义”出现的重要社会现象，它有着以高端技术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但它由于本身的自发性，再加上资本对它的压制和歪曲利用，使其具有一种“优化资本主义、发展技术应用，实现美好的公正的理想商业社会，自由共享协作，追求人的发展”的特性，但即使就此而言，它也不乏可研究、借鉴之处。但本文将要证明的则是，自由软件运动这种全新的社会现实的实质是有助于揭示直接而全面的社会化变革这一客观历史必然规律。这一运动的深层本质、其矛盾进程、其原则的彻底推广、其带来的影响与启发，都将造成对信息资本主义的冲击与反叛，从而广泛有力地推动一种进向全新社会的变革。

二、自由软件

自由操作系统的轰动

1983年，一位美国软件工程师，本着对“物质对象时代”已经过去和“后短缺时代”正在到来的新认识，按着技术发展所要求的软件公权、自由、共享、协作，以及适应社会新发展的道德要求——如圣经“金箴”中主张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之所欲，一同共享”的理想，对版权、信息私有权的“社会递归”发展考察，更出于对软件及有用信息方面私有产权的厌恶，在软件领域发动了GNU工程，全面开发推广自由软件，号召与推动“开源”，开创了全新的“版权”——左版(copyleft)，引发了“以技术手段改造社会”的自由软件运动。

GNU/Linux的出现，顿使自由软件声名鹊起，在世界范围刮起了旋风，技术上不断发展，市场上强劲扩张，网络中盈得大量用户，让一批人与公司暴富，让IT界的老牌劲旅刮目相看；技术发展中国家的人士将它视为赶超良方；其发展直逼软件霸主微软公司，大有“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架势……

接着，一些商业公司（例如，靠自由软件起死回生并市值狂升的红帽子公司），开始按一种“自由新版权”——左版的GPL规则来经营GNU/Linux及其他自由软件。GNU/Linux也同时加速促进了自由软件运动倡导的“开源”运动。所有原先对自由软件恨之入骨又装着不屑一顾的公司与人士，再也不得安宁，再也不敢小觑自由软件，很多私权软件公司也唱起了“开源”的高调，有的也含含糊糊打起了“自由”的旗号。

GNU/Linux是自由软件的一项极重大技术成果，它使80年代起就在努力的GNU自由操作系统得以实现。它大大扩展了自由软件的影响，几乎成了自由软件的代称。不过要看到，它只是自由软件多年努力的一项成名作，而且，开发一种与Unix兼容的自由操作系统以及开放源代码等具体技术目标，早就写入了《GNU宣言》，因此不管从技术上、观念上，还是从GNU/Linux本身是一个自由软件等方面看，GNU/Linux的源头都是GNU工程。

《GNU宣言》中写道， “GNU工程是恢复早年的计算机共同体协作精神的一种方式，私有软件的所有者设置障碍，破坏协作，我们要消除这种障碍。”宣言以新时代新要求为依据，解释误会，批驳责难，宣布发起GNU工程、开发与推行自由软件。

 “GNU”的意思是“角马”，但又是“GNU's Not Unix”（“角马不是尤尼克斯”）一语的缩写，而缩写词又递归地返回到主词与总名GNU——“角马”[3]。角马的图形很多时候也成为了自由软件运动的标志，但在正式场合，GNU只作为一种缩写，而不强调其“角马”一意[4]。但这种独特的取名方式表明了软件编制的相互继承和总体协作的关系，也表现了嗨客们精湛的编程（计算机程序编写，后同）创造力与幽默感极强的乐观精神，另外，这也代表了一种与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中反叛风格大有关系的、在信息时代更加发展的“IT文化”，尤其是“嗨客文化”。GNU这个名称有着强烈的反叛色彩，成为自由软件运动的标志与口号，反映着运动的性格和风貌。

把自由软件的“可以自由复制”这一点理解为“合法盗版”也是原则性的错误。不可否认，盗版活动鱼龙混杂，不排除有些盗版活动带有不满信息霸权主义和吃大户的渲泄情绪，有时候也弄不清究竟谁是真正的大盗版者。但根本上，自由软件与盗版风马牛不相及。把持有者与接受者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对业已声明的、有效的自由软件进行自由复制这种自愿分享称为“盗版”是无稽之谈。盗版，只能是针对不准分享的右版即传统版权的非法复制、尤其是牟利性非法复制，因此盗版与私权软件完全是难兄难弟。而全面推广自由软件倒能彻底消灭盗版。自由软件本身是一种迁升，不仅全面提高了竞争的水平、范围、方向，而且使自己跳出了传统版权的窠臼，把市场分成了两大块，一边是盗版与右版的冤冤不解，一边是自由软件的净土。

自由软件的责难者和反对者的又一个理由是：因为自由软件免费（这已经是一层误解），所以程序设计师们将没有报酬而会饿死；没有了金钱激励，程序员们将失去创造力；没有经费，自由软件将无法维持开发与经营，例如无法打广告，等等。这除了传统体制的固有思维定势以外，还反映出了一些私权软件公司高薪争夺与囤积“信息人才”的深层动向。对于编程方面的问题，斯多尔曼认为说程序员会饿死是危言耸听，是基于私权软件的预设。首先，自由软件并不是完全免费的，其次另有多种方法可以收取服务费用。他认为，以高薪囤积程序员与为高价囤积软件，都是一种社会性的巨大浪费，都是对社会、他人及囤积者自己在物质与精神上的伤害。

斯多尔曼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设想。他认为自由软件不会使程序员丧失报酬，人们是十分愿意回报有用的好东西的，只是与私权软件开发体制相比，他们的报酬会降低；如果消除了高薪与囤积体制的恶意诱惑，不仅不会影响程序员的创造力，反而还会消除社会浪费，提高编程的社会生产力；编程工作的独特内在魅力和乐趣以及社会对其贡献的赞誉，都将激励他们的创造力，而创造力本身又是一个激励因素——发自主体自身的自激励因素。这里，斯多尔曼接触到了信息资本主义的控制、囤积、炒作、诱惑与浪费性奢侈性“激励”等问题，也触摸到了信息社会带来的社会与主体变革问题。

斯多尔曼还倾向于设想让软件事业成为一种社会公共事业，通过征税方式，以国家、社域、个人、学校、科研机构等的综合力量，以民主、规划与市场结合的方式进行开发与推进，程序员则可以受聘而有酬编程，也可以提供各种服务从市场获得回报。综合斯多尔曼的一些讲话，可以看出他主张程序员只需要健康适宜的生活报酬，并在贡献社会与表现创造力中得到乐趣与赞誉，他反对奢侈豪华的“激励”，而实现这一点的办法则是在现实中卓有成效地推行自由软件，使其成为气候。至于自由软件的经营，当然是在市场上公平竞争，探索自己的经营之路，对于这方面的责难，斯多尔曼的回答是：“为什么自由市场的鼓吹者不想让自由市场来决定这类事情呢？”[7]

对于对自由软件的误会、疑虑、责难与反对，自由软件运动一方面是进行大量的、不懈的宣传教育，另一方面就是实际上加以发展、推广与传播。目前看来，这两方面都取得了相当成效。自由软件运动的有效开展则得益于新型技术人士的发动与推行。

三、自由软件运动主体

软件是信息技术的高级产物，是信息的一种高级形式，是信息化过程的高端代表之一，是人的智慧与知识的社会化凝结，是人的本质的积极体现。现存社会一方面试图掩盖与歪曲利用软件的这一本质，试图把它拉入传统商品的队伍，但信息本性决定的软件化趋势表现了更为明确的、不可阻挡的社会化变革，软件在自身的技术产出之外，还必然有社会产出——造就承担变革活动的主体：重现人性本质的人及新型社会主体力量与社会结构形式。

理查德·斯多尔曼

自由软件GNU工程的倡发者是美国程序设计师理查德·M·斯多尔曼。自由软件与GNU工程的摇篮则是斯多尔曼认为的理想人生状态之地——充满共享协作精神及嗨客文化的早期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

理查德·斯多尔曼（Richard Stallman）的名字与自由软件紧密相联。他是一名美国软件工程师，1969年开始在纽约的IBM实验室从事程序编制工作，后又在一所学校的计算机科学系工作一段时间，再之后，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MIT AL Lab）。而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经历，对他最为重要，成为他作出人生抉择，发起GNU工程推行自由软件的直接动因。

斯多尔曼把在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的年代，称为计算机“真正的早期”，他在那里经历了从没有私权软件或商业软件到它们产生出现的重要历史时刻。那时的程序员及计算机工作者们受雇于学校或国家的研究项目，满怀热情地进行工作。人工智能实验室中充分共享的风气、嗨客及其文化、私权软件的出现、私权软件对技术发展带来的严重阻碍与道德伤害等，对他的人生之路发生了巨大影响。

在人工智能实验室，斯多尔曼痛切地感受到软件领域中私有观念与软件发展的矛盾。他深切体会到，软件工程本来是集体的协作，而私有观念及其制度化的东西，诸如专利、版权等，则阻碍这种协作。他真切体验到无私的协作精神的重要性。那里几乎没有专利、版权、加密等观念，程序和文件放在网络中，“就象自由获得空气一样”[8]为人们所共享，人们自由地使用和修改；外来的电子邮件，不管是给谁的，大家都可以阅读，无论什么人有了技术上的困难，谁都可以来帮助；终端也是属于每个人的，“如果某个教授把终端锁起来，办公室的门就会被砸掉。”

那时，美国的软件工程师们大多是为国家项目进行系统性的工作，把计算机系统资源作为自由的公共资源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们作为一个集体为总体目标而协作，个人设计编制的程序只在总的工程中才有价值，只有协作才符合并体现系统的“整体突现”原理。那时的软件还没有独立地成为重要技术要素，也没有大众需求的市场因而不是商品。这是自由协作精神在早期计算机实验室里能够充分存在的直接原因之一。这种情况下的协作表现，看似一种“特例”，但实则已表现了一种“普遍”，它不仅是一般社会化规律的执着表现，更是自由协作在信息时代发展为技术可行的直接要求。斯多尔曼正是摸索到这种从特殊到一般的具体抽象并予以坚持的人士之一。在现今更为普遍的计算机网络中，协作性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掩盖并被强制打了“折扣”，消除这种共享范围与要求更加强大的“普遍”中的“特殊”，正是自由软件的一个重要功能与使命。

斯多尔曼关注的基本是软件领域，但他赞许过哈佛大学计算机实验室早期的公共源代码制度。这实际也意味着，那时的协作也包含公共的硬件资源与信息资源的共享，以及保障共享的自由公开体制（如协议、标准、规范及编码等制度）。

嗨客

嗨客旧译为“黑客”，导致很多贬意性的误解。后来的新词“骇客”及其行为，更使“黑客”具有了某种可怕的电脑歹徒形象。嗨客这一名称音译于英文的HACKER，是英文动词HACK的动作者。HACK有两个意思：“租”与“砍、劈、成功地对付”。在第一个意思上，表明嗨客们都是一些深夜或通夜工作的计算机发烧迷——早期的电脑很昂贵、包括供连网使用的终端也很稀少，要想多上机，只能在晚上多预约即多“租”机时；作为第二个意思，这些人有很大的干劲，象“砍、劈”的大侠，并在编程中发挥与提高聪明才智与创造力，既喜欢又善于“成功地对付”。斯多尔曼回忆道，只要在编程中表现了创造力，并为社会及他人产出了有益的产品，嗨客们就会感到快乐。“黑客”这种旧译只是跟随海外的随意翻译，“黑”与人相联系贬意性极强，歪曲了原意，也没有反映出动作者的原意与新技术群体的深刻含义。译为“嗨客”才能表现出IT英雄们的行为、气势、呼声，并表现出其文化发源地打招呼时的亲切豪爽感与侠义精神。斯多尔曼对嗨客作了正宗而权威的解释：“以‘安全破坏者’的意思使用‘嗨客’一词，是部分大众媒体上的混淆。我们嗨客拒绝承认该意义，并会继续在‘热爱编程且在编程中享受聪慧的人’的意义上使用该词。” [9]

嗨客（及类似人群）是高科技尤其信息技术时代出产的一个特殊阶层。最初的嗨客精神正是自由的共享与协作精神，其伦理与文化则表现为一种有益社会的创造性欢乐与助人为乐的侠义。但是，随着计算机技术及其应用的发展与私权软件的出现，更由于软件商业价值而带来的“个人暴富”机会，嗨客出现了严重分化。据斯多尔曼的回忆，由于商业化对自由协作精神的破坏，在70年代末，嗨客文化经历了一次断裂，嗨客伙伴们陆续离开了MIT AI LAB，很多人被商业“招安”，他热爱的富有自由协作精神的环境暂时消失了。

我们认为，这种“文化断裂”正是软件商业化、自由协作产物商品化的反映。信息技术发展的初期，软件具有的引领性本质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但很快，社会信息发展规律就透过软件的独立表明了，软件才是真正切合信息本质的信息代表，它不仅主导着计算机应用，而且正成为整个信息技术的最重要基础，更广泛地看，则是软件的开发与应用不仅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软件生产力”，而且必将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基础。当软件加速从硬件的附属物转向独立，软件转化为另立门户的重要生产要素后，资本主义出于其本性，把软件的商业化作为延长其垂死危机而拼命抓住的又一根救命稻草。

在人工智能实验室后期，斯多尔曼目睹了商业软件的出现，看到了共享与协作的毁灭，身历了软件私有权对他们的有意刁难，感受到了商业软件保密协议中不道德的背叛性带来的屈辱与愤怒。他与毁坏他所钟爱的早期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商业化行为斗争了两年，从他的多次回忆中可以看到，他那时也受到过高薪诱惑并有过痛苦激烈的思想斗争。但他最终说道：我也可以去发财，但我终身都将不快活，相反我也可以与这种现象斗争，以重建这种美好的社域，我下定决心为我所为——以自由软件进行斗争。1984年，为了专心推行自由软件，也为了不因雇员身份而被人依法阻止自由软件的开发，斯多尔曼离开了麻省理工的人工智能实验室，成为一个开发与推广自由软件的自由人士。

我们认为，嗨客从出现起，就有着某种“温和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并似乎有某种单打独斗的现代侠客形象，并且，后来出现了行为极不相同的分化，但这些表面的部分现象并不是这种新主体最重要的本质。嗨客与自由编程人员、社域、因特网及自由软件等现象是相关联的，表明了在社会向信息时代或知识文化时代变革时，一种代表软性高端生产力的、科技文化水平更高、理性与主体性更强的新阶层和社会力量正在形成与分化组合中，其组织方式、自由理念及表现出来社会变革的能量动力也反映着社会结构形式的全面改变趋势。

社域

如前所述，电脑网络与自由软件密切相关。加上自由软件的本性重视人的因素，因此不管在阵线划分，还是开发、经营与使用等子系统方面，自由软件运动都提出与强调了一种新的直接社会关系——社域（community；在早期，斯多尔曼也称其为“公社”）。这种社域基于计算机网络，而不基于或局限于地域性（本质上是全球化的，可以说是网络之所达则社域即可在的）。自由软件社域的大小，客观地标志着自由软件阵营的壮大。它可能是松散的，只要你开发、推广、使用、经营、爱好，支持自由软件，并有着关系与交流，你就是社域的一员。它也可能是紧密的，只要有具体的组织，如自由软件基金会、自由软件经营公司等。在斯多尔曼的理想中，这种社域是一种民主自治的自由协作社会单位，配合国家、个人、法制、市场，既成为软件开发、运用的团体，也是共享、贡献、享受乐趣的朋友圈。社域是自由软件运动中（也包括一些其他关联于IT影响的社会行为中），以早期嗨客为开端为代表，逐渐发生出来的一种社会结构新雏型。社域的重要特色是基于电脑网络与IT的非地域性数字式网络信息的互动交流，具有大小不等的单位、松紧不同的圈层。自由软件运动不仅把社域作为自己推行、扩展以及开展活动的基础，也以社域的发展来检验自己的影响。目前的电脑网络中，出现了许多类似社域的、蓬勃发展与丰富多彩的社会集合体，预示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社会关系与交往方式的直接变革。

四、自由软件运动

两个阶段

分化与开源软件

这种分化一方面扩大着自由软件及其部分主张的影响，一方面在自由软件看来，也制造着混乱。自由软件运动对这些分化的态度是，涉及原则的坚决斗争，斯多尔曼面对只提“开源”的潮流时就说道：“我们要把自由喊得更响”。可以团结教育的则进行说服或进行有条件的合作与配合。自由软件的态度是：只要表现出一分自由，就支持这一分自由，只要降低和危害自由就坚决反对。其反对与斗争的态度则是充分说理的宣传与解释与加紧开发产品。

自由软件运动在发展中，不仅在软件领域与计算机行业中造成了影响，形成了各种社团、派别，还发起和呼应各种运动（如因软件专利问题联合抵制亚马逊网，联合声援反对欧盟试图制定软件专利法等）。而且，这引起了其他社会左派尤其重视反对一般“知识产权”派别的关注。一些社会左派人士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提出通过信息共享来启动社会主义新高潮的设想，并不断地发表反对信息与知识私有权的观点。自由软件的出现为此提供了方向、具体办法和信心，如有的左派人士就撰文呼吁把自由软件基金会的GPL推广到所有知识产品。[10]

主要实践

自由软件运动开展得比较丰富，这里择其主要的具体实践，简单评介如下：

新型的、有用的、具领先性质的技术成果。这是运动要改造社会，至少在软件领域复兴自由协作精神的载体。其方式是核心志愿人士的努力参与，并通过广泛宣传，加上软件这种特殊产品的自身吸引力吸引广大拥护者、爱好者参与，因特网则提供了这种群众性打造这种载体产品的新型条件。这方面，运动取得了很大成果，但要实现其理想，它还需要更多的资金捐助和志愿者参与，需要更多的程序加盟为自由软件。

不懈的较有质量的宣传教育。这是自由软件运动尤其斯多尔曼花相当多精力所做的事情，也是自由软件能取得效果扩大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这也是一项国际交流与推广活动。自由软件运动发表了大量文章（有的十分精彩）宣传自己的理念和实施方式，对疑虑和误会进行解释，对反对意见进行批判和批评，剖析不够彻底的自由软件行为并说服他们变得更加自由，呼吁私权软件和新开发的软件加入自由软件，等等。在宣传中和呼吁中，坚持激情与理想同理性与可行相结合，以事实、产品、公认的道德准则与法律原则为依据，辅以流行的广告手段等进行反复的大范围的宣传。斯多尔曼本人花了大量精力在全世界进行讲演。他曾数次到中国（北京、上海、武汉等地）进行讲演，宣传自由软件理念，受到广大师生和编程爱好者的热烈欢迎。目前中国也出现了一些自由软件协会和网站，学习技算机的大学生可以说人人都拥有自由软件。自由软件的产品加上努力宣传，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

自主的与响应的斗争性活动。自由软件不仅独立发起一些斗争性的活动，如发起联合抵制亚马逊网站以专利危害技术发展的活动，也呼应其他活动，如反对欧盟试图通过软件专利法的国际性运动，也帮助更为弱小的自由活动，如为“自由编程同盟”进行呼吁等等。这类活动是比较多的，目前限于资料，尚不清楚这些活动的具体影响与效果。

呼吁立法活动。由于是在体制内开展与合法推行，法律保障就显得极为重要。在美国，自由软件争取的不仅是地方法院的判例，而且希望通过国会的有关立法，一劳永逸的解决私权软件的垄断权并确保自由软件的地位。这方面较突出的是争取国会通过免除或削弱软件专利与版权的法律的呼吁与活动。自由软件认识到它的最大威胁是国家立法取消它，故它自身正在这方面作最大努力。

筹资与经营活动。自由软件运动的直接困难归结为资金问题，这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吁请资助，一方面是进行自由软件的经营。两方面都有一定效果，已有一些公司资助自由软件开发，也出现了专营自由软件的公司，这些公司的回报将主要是在支持服务上获得。自由软件自身的经营（如自由软件基金会的软件销售）也有一定效果，但比起其所希望的还有距离。当然，直接将程序捐献或加入自由软件，也是受欢迎的，这方面的成效越来越大，GNU／Linux就是一个重要例子，自由软件的家庭正在扩大。

自由软件运动推出的“左版”和GPL，是自由软件运动合法推行的实践策略的精华，可以说是一项意义重大的社会创举，在非技术方面具有很深刻的研究意义。

五、运动的基础与策略

可行性支撑

自由软件运动何以能够提出与推行，甚至能有很快很大的发展？这得益于一些基础的客观条件，同时也与运动发起人的主观努力有关，尤其与运动采用了充分结合主客条件而形成的实践策略有关。依我们的初步分析并根据自由软件运动的宣传，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支撑运动的具有可行性的因素：

发展到信息技术时代的资本主义或者说信息资本主义，发生了一些重要的社会变化，信息资本主义的某些观念、科技与生产力、民主与司法体系、市场与国家资本主义或跨国资本主义等等，均或有发展变化、或有更多的“改良、规范与完善”；社会结构、生活水平与科技文化教育的程度也发生了值得重视的变化。导致这些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社会主义与进步力量的推动则是最重要的原因。全面研究这些变化不是本文的主题，但这些变化造就了自由软件运动进行的基础条件。信息社会的出现，使社会发展规律的自然抽象过程，在信息领域中有了更加明朗、精萃、集中与具体的直接表现。

作为的直接的“法理依据”，自由软件运动提出的推行基础是“软件公权即共享权”、“科技领域中的自由协作”和在软件领域的行为应该是“让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变得更美好”的伦理要求而不是相反。

相关地，斯多尔曼提出了与新的社会基础相适应的道德要求，自由、平等、博爱等基础道德要坚持和发扬，而一些具体的道德（如守（软件版权）法、反对自由复制等）则是因时势而转变的。一切道德的判断都要看它对社会的帮助与伤害的大小。他认为在短缺的物质对象时代，私有权有其存在的理由。他提到一种与软件开发中递归方法相关的社会“递归”，在古代并没有版权和专利，后来有了，其主要目的也在于帮助社会，而对大众的伤害很轻微，但发展到靠囤积来压榨金钱就走到了反面，因为这完全是浪费社会生产力和伤害社会公众。到了数字式可复制资料时代，软件领域的私有权变得失去意义，其剩下的作用就是限止发展与使用,现在，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古代无版权的社会应该再回来。因此应该发扬圣经中“金箴”的精神（斯多尔曼声明他本人是无神论者，但欣赏宗教中的某些正确说法）：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之所欲，共同分享[11]，这一金箴在软件领域中的要求就是程序共享，自由地开发、分发、复制、修改与使用。

同时，自由软件运动也基于最基础的为人准则与人之常情，同时运用了心理分析。软件保密协议要求人们出卖邻居和朋友，所以令人愤慨；软件私有权通过限制使用来压榨金钱，是软件黑手党在勒索软件保护费，必须用自由软件来进行抗争；受金钱激励和诱惑，变得玩世不恭讥笑良知是自欺欺人与伤人自伤，是精神分裂症倾向与神经症。看到私权软件和私权软件公司为了金钱而置用户与社会利益于不顾的行为，就相当于看到有人在大街上被追杀——不吭声是不对的，应该发扬“路见不平一声吼”精神，挺身而出勇敢相助。

在软件开发的本性和人的本性上提出了新的、至少以自身经验认为是可行的要求。斯多尔曼认为，软件开发本身的创造力和乐趣是最大的激励，而金钱激励则可以取消。取消金钱激励，程序员的收入可能会降低，但这没什么不公平，也没什么不好，斯多尔曼本人言行为都是反对奢侈豪华的，他主张“为人类的长远利益”与为社会的整体进步，人人都有权享受信息技术的成果，都能够共享有用信息。

最后，技术与产品中的自由本性，能保证优良的产品问世，加上以使用为目标，肯定能赢得使用者的支持。

总的来说，自由软件运动没有表述系统成形的基础理论，而较注重“公理认定”的基础上力行实践，运动推行的方式是运用体制内的巧妙的合法斗争。它以改造现行制度以优化资本主义并加上理想社会的诉求，通过现行市场的公平竞争与经营法则，以有质量产品即商品和宣传教育的影响以吸引社会参与和帮助的方式，来开展自己的实践活动。在它的实践活动中，一些重大的策略值得研究。

左版

尽管自由软件运动的推行是努力控制在“体制内”的，但它提出的一些原则实质上具有巨大的否定性，其推论、推广以及如果彻底实施，将与现行体制发生尖锐激烈的具有颠覆性的矛盾与对抗。作为从理念到行为都从根柢上提出了一整套全新东西的自由软件，要能够与强大的压制反对势力进行对抗、与被长期培养起来的“天经地义”的历史惯性进行斗争，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抗争中站住脚并发展，它必需找到与确定一种既能有效保护自己，又能在坚持与推广运动的宗旨与精神的情形下推进运动的方式、策略原则与实践接口。

斯多尔曼在《实用的理想主义》一文中说：“如果你想在这个世界上实现什么，仅有理想主义是不够的，你还需要能够使你达到理想的路径。换句话说，你需要‘实用’”。[13]。这是对策略问题的简朴表达，其核心就是有效利用有关法律体系与市场规则与惯例来合法推行自由软件。斯多尔曼认为，毁灭早期自由协作精神的根本原因之一是软件版权化并加以售卖的商业行为，那么同样地，利用这一商业行为也可以复兴自由协作的精神。在长期思考自由软件的发布形式的过程中，他在一位朋友的来信信封上见到了这样一句话：“左版——所有权利被颠倒”，“左版”这个生造的词汇尤如一道闪电，照亮了他一直在寻找的发布自由软件的实践策略与章法：发明“左版”，中心思路就是“用版权反对版权”。

左版一词的英文是Copyleft，它的出现是直接针对“右版”的。右版即传统版权——Copyright。左版不是一般的“反版权”，更不是“无版权”。形式上，它也是版权，但内容规则与传统版权完全相反。自由软件中有一种“无版权或非左版”自由软件，毫无版权限制任人复制与使用，这看上去很激烈，但斯多尔曼经过思考，认为这一作法并不现实，欲速则不达。在现行体制下，无版权自由软件不能保证许多开发者的生活，尤其是它会被私权公司任意利用并再在其上安上版权与专利，用户不久仍然将受到限制。即是说，自由软件需要一种保护，这种保护并不是靠义务劳动和道德教育来保障的，它必需在现存社会中起效用，必须是一种有强制力的法律、规则和惯例。

左版的目的是用版权形式夺回被传统版权夺走的自由。左版表现了自由软件运动的对抗与斗争精神，表现了机智幽默乐观的嗨客文化，既是运动宗旨与精神精简表达的纲领，又是运动总体实践策略的高度概括，也是这一策略具体实施的核心。而具体实施的代表则是GPL，GPL相当完整地体现了左版的意图——以一种合法、有效可行、大家习惯并乐于接受的形式来以保护自己，既确保自身的存在还推动自己的发展，并不断地有效打击与压缩对方。以一种高质量、总体低费用、以使用与用户第一为宗旨的产品，在市场上与私权软件公平竞争，加上左版的保护和促进，这就能有效保证自由软件的可行与成功实践。

〔因已有专论发表，本文不打算详谈左版，请参阅拙作《论左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GPL

形式上，GNU GPL仍然是一种版权，但在内容和实质上，它是一种与传统版权根本对立的。GNU GPL开篇就讲：“大多数软件的许可证都是用来剥夺你分享和修改该软件的自由，而GNU GPL则相反，它是用来保证你分享和修改自由软件的自由的。”这明明白白是要和传统的版权制度对着干。斯多尔曼说，私有软件以版权来限制人们使用与发展软件的自由，我们则用版权来保护和扩展人们的这种自由，并以此来与私有软件竞争，推广自由软件。可以说这实质是一个从根本上反对版权的运动，但同时又采取了版权的方式，天衣无缝地合法进行。

GPL是一整套授权许可的规则，结构完整，定义严密，设计周详。你只要把GPL放入你的软件中，进行显著地“版权”声明和无担保声明，你的软件就成为了自由软件。GPL的宗旨是保护软件和用户的自由，即从客体主体两方面保护自由软件的使用、复制、修改、发布与再发布的自由。你不接受可以不选择使用复制修改发布自由软件，而你一旦使用复制修改发布等，就表示你接受许可协议（因为有“版权声明”在前），必须遵守规则。GPL除了严格地“限制”不得减少与终结自由外，其余全是自由，保证用户与软件的使用、修改、复制、发布与再发布自由，并保证自由无哀减地传递。GPL规定了产品必需要让用户能方便地获得源代码（开源），复制与发布必需保证能自由地再复制与再发布，任何修改的结果仍适用GPL规则即仍是自由的，任何连入自由软件的其他产品或产品部分都均置于GPL规则之下，即都均变为自由软件，不允许将新修改部分申请专利（除非仅仅是一种荣誉而并无实质限制的“专利”）。允许私权软件“改嫁”自由软件即加入GPL。与右版许可证相比，除了在“是一个授受双方自愿达成且必需信守的规则”这一形式相同外，内容上，左版完全对右版搞颠倒。这是一种“夺过鞭子揍敌人”的精妙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