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férence de Richard Stallman）
（标题注释：应法国巴黎大学APPIL协会邀请，于1998年11月10日用法语所作的演讲并回答了听众提问，听众有200名。本文是根据法文翻译的。在本译文集出版时，对本篇部分重复内容进行了删减）
1.讲演记录
我可以用３个词来描述自由软件的思想：自由，平等，博爱。[鼓掌] （译注：方括号中的内容为听众的状态和提问等。下同）。
自由：
复制自由，传播自由，将拷贝给予他人，给予朋友，同事或陌生人的自由。为了你们自己的需要而对软件作改动的自由。发表那些使全社会都受惠的，改进版软件的自由。
博爱：
我们鼓励所有人都用自由软件进行相互协作，相互帮助。
平等：
所有人在使用软件时都拥有同样的自由，不存在一个老板对一种软件拥有所有权利，而其他所有人却毫无权利，并限制使用该软件的一般情况。
可我怎么会这样想的呢？
７０年代，在我致力于信息技术专业工作以后，我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作为系统编程人员，我的工作是改进各种各样的软件系统，纠正程序错误，增添程序功能，总而言之，尽我们的全力去改进系统的程序应用方式。
这是在一个分享软件的社区中，它包括数所大学，有时还包括像数码公司一类电脑生产商。有时候，如果你在别的什么人的屏幕上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你就可以对他说：
“这是什么程序？”
而他说，“啊，这是一种新程序，它的源代码在这个目录当中”
你可以推出程序，并且使用它，你可以更改程序，增添别的功能，你可以为了将它放进你所写的新程序中而剪接程序，这些实用的工作都是用软件进行的。所以，被动合作是正常的。起码可以设想，始终得到被动的合作，主动合作不会天天有，因为别人始终很忙碌。但是，他们至少不会做任何事来阻碍你的合作。例如，有一次，实验室需要一个用于PDP10 (译者注：指数码公司当时生产的PDP10型计算机)上的PDP11汇编程序。为了编写这样一个程序，我来到了使用Digital(数码)程序操作系统的哈佛大学。它们也有那种在Digital(数码)系统上运行的汇编程序。我复制了没有著作者版权通告的一个源代码拷贝。我把它带到了人工智能实验室，并为它能在我们的操作系统上运转而进行了程序改变：不兼容分时系统或称ITS。
我在汇编程序中添加了宏指令功能，这些年来我们都这样使用它。后来，有一名在ＢＢＮ公司工作的人员想要一个用在Ｔｅｎｅｘ的系统上的汇编程序。然而，他知道我的版本的源代码，为使其能在Ｔｅｎｅｘ系统上运作，他作了改动并添加了更多的宏指令功能。我提出由我们来制作一个具备上述条件，可在两个系统上运作的，具有所有宏指令功能的联合版本。后来，我们在好几年间都在两个系统上共同维持了该版本的运作。软件维护的过程就是这样的，我所谈到的东西，人们都可以在我们的软件社团中随意使用。
但是，有一回，我看到有人在使用末提供源代码的程序。那是在施乐公司向M.I.T（麻省理工学院）提供一种激光打印机时发生的。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一台复印机用作打印机，它也是激光打印的第一代产品。它工作速度很快，像素点很细小。它确实不错，可就是不太可靠。有时一小时内它会卡机数次。所以，要应用它还有一些困难。
我们原来的旧打印机也有同样的问题，但这台机器是用自由软件控制的，所以，我们获取了该程序的源代码，因此可以增加解决这些问题的特别功能。但最终能够印刷这些卡片却要等待很长时间。一次印刷过程完成之后，印刷控制程序向ＰＤＰ１０计算机发出一个指示该印刷过程结束的讯号，然后，该信号就被显示在用户屏幕上，它指示“该卡片制作已完成”。因此，你可以不必拖延加纸时间，不用等待或确认是否过程已经终止就把打印纸收回。随后，我自己为它添加了一种功能，在打印方式状态下，如果机器卡住，控制程序就会发出一个信号：“打印受阻”。PDP10还把该信号显示在正在等待打印的用户显示屏上。
如果你得到了这个信号，你只要自己去纠正错误就可以了，因为你不用等待别人来做这件事了。所以在问题出现之后三十秒钟，人们就可以请两三个技术人员前来校正，尽管有故障，可是印刷机还是几乎从头到尾都在运转。我们在回复系统的用户程序中写进增加的反馈程序，使得运作功能更加可靠。（译者注：斯多尔曼之所以如此详细地描述这些技术过程，是为了说明一点，提供了源代码的自由软件使人们更快捷方便地改进程序）
使用后来的复印机我们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施乐没有向我们公开程序的源代码，我们没法更改程序。我们有能力编写这种功能，但是却被施乐故意阻止了，我们被困在一套功能有缺陷的软件中，长达数年之久。
一次能在二、三分钟内完成的复印工作可能要等上一个小时。可是，所有人都习惯了等一小时，因为我们知道，复印工作不可能在比这更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这实在今人生气。有一天，我听说一名卡内基·梅农大学的研究人员有这个程序的源代码副本，随后我就赶到庇兹堡他的办公室，问他：
“你能给我一份这个程序的拷贝吗 ”
他回答我：
“不，（按照版权许可）我作过保证，决不能给你” 。
一句话就弄得我哑口无言，我默默地走了出来。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回应一个如此无耻的行为。这是实验室的一个缺憾，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获得过该程序的源代码，因此也就从未改正过它的故障，并且在我们使用它的若干年里，复印机都带故障运转。对于我来说，这反倒是件好事，因为那个研究人员并不仅仅是针对我，他不光是拒绝与我合作，因为他也拒绝同你们合作，他也拒绝给你们一个我想要的那种提供源代码的拷贝。我相信对你，对你和你也一样（译注：讲到这里，斯多尔曼可能用手指点了几个听众），我想对这个大厅中的所有人都会有相同的遭遇。他背叛了几乎所有只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接受某种电脑程序的人。他所做出的拒绝转给他人的承诺，也将是对他自己而做的，它基本上是不道德的：拒绝给予别人为自己的目的而有用的东西。他背叛了所有签订过不扩散程序合同的人。那是第一次我遇到一个这样的合同。具有像这样受害的经历，对我来说是很好的。因为这样做我才知道有这样一些受害者。大多数人都是在应邀签字时才发现这些契约，这样，他们就会以为，没有人是受害者：
“我不想丑化任何人；如果我没有遇到过这些事，别的什么人也许会代替我，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做，所以他们根本不受损害。”。
一个人为了迥避那些邪恶的事情，他所能想到的所有事情就是这些。可是我却不能这样做，因为我知道这样做会有损害，我更知道签订一个这样的契约对于别的人来说代价昂贵，所以，当有人邀我签约时，我说：
“不，我不能这样做，我的良心反对我这样做，假如我签署了这种合同，那将是对别人的犯罪，我不想做罪人。因此，我把这个软件继续转给他人，谢谢但对不起。我想继续自由地传播软件，所以我不能接受这些条款”。
但是，几乎在同时发生了一件事，与前一件事一样，也发生在80年代初期。另一件事是数码公司停止了PDP10计算机的生产，这样，我们所应用的系统也就过时了，因为它是写入PDP10汇编程序的。对于所有其它计算机来说，它都毫无用处，而且也没有其它空置的系统。为了购买一部新机器并启用它，必须以签署不扩散合约为前提才能获得一套赋予私权的系统。从此，使用计算机就无法不出卖朋友，背弃他人，无法采取象从前一样的合符道德的途径了。我能做什么呢？我的选择很难。我可以适应大家，用一台签署过不扩散合约的私权计算机系统，继续我的信息工程师生涯，像这样，我可以赚钱，我还可以编写代码取乐消遣，可是，最后，我知道我必须说：“我是靠建筑一种分割和离间人群，阻碍人们相互协作的隔墙而生活的”。
这是一种多么奢侈的生活。这也是一种容易做出的选择。但也存在另一种较为困难的选择：辞去信息工程师的工作，停止使用计算机。这很悲哀，但却有道德。因为现在有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并不制作软件，并不使用软件或计算机。不用计算机也能生活。有的行业我并没有从事它的特殊才能，我照样能够从事这些行业。但是，这将是对我的才能的一种浪费。同样，这样做我就再也不能自娱自乐。所以我寻找另一种选择。我形成了建立一个分享软件的社团的想法，这个团体必须使用自由操作系统，因为在初期，这个体系必须用于计算机的软件套件应该是一个操作系统。有了这个操作系统，你就可以在计算机上做许多事情。而没有这个系统人们什么也干不成。这种操作系统展示了能够使用的和不能使用的计算机之间的差别。我的专长就是操作系统，所以说，如果世界上有谁能够编写一个这样的系统的话，那就是我。可为什么我要努力去做，去尝试改变这种局面并编写出一套自由操作系统呢。我知道，如果我成功了，我就可以重新创建一个这样的社团，而如果我失败了，至少我的努力还是值得的。于是，我决定编制一个自由操作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我们允许建立社区和相互协作。
接下来的问题是该系统的技术概念。我决定建立一个同Ｕｎｉｘ兼容的，并且由于多种原因而应仿照Ｕｎｉｘ系统的系统。我将会见到的是一整个操作系统变成废物，毫无用处，（这一句不能理解，不合情理）因为它是为一台电脑的结构而写入的。然而，我明白，新系统应该是简易的。正在这个时候（１９８３）出现了一种简易式（操作）系统并且它是真正在不同电脑结构上使用的，我至少了解它的Ｕｎｉｘ系统。随后的那个时期，为了Ｕｎｉｘ的利益，它的许许多多的用户，我知道，.如果我编写一个与Ｕｎｉｘ兼容的系统，将会有很多人使用它。可是，如果我掌握了我所研究的，和参与在其中的所有那些系统中的最好的想法，并且我把自己的想法写进一个同这些系统不相容的系统中去，那么用户就会对我说： “真棒，可我不想重写我的所有程序，所以恕不致谢”
我的目的不仅仅是以重写一个（操作）系统来消遣，我的目的是把自由带给人们，同时也创建一个社团。为建成这样一个社团，必须走最简单的捷径。同Ｕｎｉｘ兼容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然后就应该给它起个名字，就像我是嗨客，需要一个滑稽并且有点调皮的名字一样。嗨客们有一个传统，当有谁编写一个同其它程序兼容的程序时，他可以按这句话的循环词首字母缩略形式来给新程序起名字: “此程序不是别的程序，它同别的相同但却不是别的东西”，结果，在60和70年代，就有了许多TECO编纂人，其中大部分都被称作TECO什么什么的，可是，一个极有天赋的嗨客曾想把他的程序和作TINT（Tint Is Not TECO，TINT不是TECO）。后来，在我写完Emacs第一辑之后，出现了许多相互兼容的Emacs编程，它们大部分都叫做Emacs什么什么的，当中也有一个叫FINE的（ Fine Is Not Emacs,Fine并不是Emacs）。另外一个叫SINE（Sine Is Not Emacs，Sine不是Emacs）。随后还有叫EINE的（Eine Is Not Emacs，Eine不是Emacs）（译注：以上列举的这些软件名称都具有递归式的循环首字母缩略形式，例如“FINE”是“FINE is not EMACS”的首字母递归缩略.这种取名方式在当时的软件领域中形成为一种习惯或文化）。稍晚些时候，EINE几乎整个重写，但这还没完，新版起名为ZWEI（ZWEI Was Eine Initially，ZWEI最初是EINE）(译注：这种为程序取名的方式，亦可参见《在瑞典皇家技术学院的演讲》中关于“递归缩写”取名方式的译注X))。所以，我发现一个同样形式的名称，而我也看出，其中没有组成单词的四个字母的缩略词首。我还是找到了３个字母的缩写形式GNU（GNU Is Not Unix，GNU不是Unix）英语里，gnu是一个很滑稽的词，因为‘g’在词首不发音,这本身在英语里就很古怪。有关于这个单词的一些歌谣和笑话。很明显，这就是我要选用的词。我有了一个名称，可以开始进行这个工程了。但是，首先我要筹备资金支付编写人员的薪酬。我写了一份工程说明向计算机制造厂的老板们作宣传，他们也还有些反响，开始的时候很有兴趣，但随后就没什么反应了。几个月之后，我对自己说：
“等也白等，没钱我也必须开始了”
所以我在1984年1月辞去了麻省实验室的工作，并且开始编写GNU系统。很幸运，实验室的领导人允许我继续使用试验室的机器。我猜想，我也可以另外找计算机来使用，因为我编写的Emacs程序名声卓著，可是像这样，我就不用再去找机器来用了。我必须辞职，因为有的时候，学院也为其雇主的私权出售产品编写软件程序。由于我的目的是给人们以自由，如果编写这些软件，如果我改变自己对私有软件产品的观点，我的努力将付之东流。仅仅编写一个大众化软件并无关紧要，它并不能给人们带来自由。为了阻止学院这样做，我必须辞职。
这样，我开始编写我的程序了，我写的第一个本身就很有用的程序是GNU Emacs。我1984年9月开始编程，到1985年初，它己经达到了初级使用阶段。已经有人想要它的拷贝了，而我却碰到了传播这个程序的困难。当然，我把它放到了FTP服务器上，可在对这个程序有兴趣的人中间，大部分都没有加入网络。那么，他们怎样接收这些拷贝呢，我可以说：
“找一个网上的想要你复印副本的朋友”
我没了工作，没有职业，我必需找寻求别的挣钱手段，我想到了出售我编制的程序（译注：原文为“bands”，意为“频道”或“带”，可能指早期的某种程序存储介质，如磁带、甚至纸带等）。我在网上公布了一个通告：“我以150美元出售我的程序”。订单开始断断续续送来，随后渐渐增多，到7月份，我大概已收到10个订货，我几乎仅仅只靠这些订单过活。
后来，我听说所有的人都明白，GNU工程是一个程序编写工程，并且这个工程已经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了。我想，现在值得花点力气去征求新的赞助。于是，我们在1985年10月成立了自由软件基金会，以便接受免税赞助和捐赠，并销售我的程序。大部分资金来自销售，这一点真使人意外。结果，卖出去的东西人人都可以自由复制，这对于某些人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人们告诉我，如果软件是免费的，你就只能卖出一个拷贝去，而且买到这个拷贝的人将以更低的价格卖出它的拷贝，这样大家都宁愿到他那儿而不上你这儿买软件，你就再也卖不出别的软件了。所以，你应该为明显可能出现的第一副本，定一个同开发成本相等的价格。即使这种想法是愚蠢的，在那个时期，基金会还是卖出了许多拷贝。为什么不按照经济原理去办事呢？
“人们难得有机会投机”
可是，很显然，这个理论并不完全正确。我喜欢反驳经济规则。因为出售同一软件拷贝的还有其他人，并且他的开价没那么高，这的确是事实，因为我们总是在寻求得到最高的出价。然而，有人开价就有人去买。
我提议你们向我们购买软件用于维持自由软件的编撰工作,或者至少在你购买自由软件的CD-ROM时，我提议你们验证销售商是否向自由软件编撰者捐助过补助金。否则，你们可以挑选别的销售商，从而激励人们资助自由软件编撰者。我们也出售各种手册和印刷精美的书籍。
在这些年当中，我们编写了许多程序，因为在Unix类操作系统中，需要很多组件，需要很多构成一个完整系统的程序部件。开始，我们可以编写任何一种组件，因为当时需要几乎所有的东西。不久以后，编列了一个所需组件的项目清单，GNU任务清单。然后我们找了一些有兴趣做这个工作的人来编写这些程序以便完成整个系统。快到1990年的时候整个系统差不多快完工了，只是还缺少操作系统内核。不必以专门的组件开始，因为它需要系统的各个组件，为什么要从它开始？必须全部都写，而不管什么次序。我们就这样开始编写系统内核，而我却犯了一个概念上的错误。我想，如果使用一个微处理内核，我们就可以免去最困难的工作，调试不用改正工具就直接在机器上运作的部件。但是，实际上，用相互间联通的许多异步处理器，要完成我所选择的技术思路却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出现了同步化的难题，它花费了我们数年的功夫。与此同时，林纳斯·托瓦尔兹编写了一个经典型的内核，它被称为Linux。把Linux同GNU系统结合起来，其他人就可以进入一个只能在一台机器上运行，完全是自由软件的、完整的系统，这正是GNU工程的目标，并且几乎就是GNU的系统本身。它是一个由外来内核替换的GNU系统修订版。
[ 听众提问为什么不建立一个LISP系统？]
因为在一般概念中的计算机上，没有运行LISP机的特殊功能，人们不能加速和查出像M.I.T的LISP型机错误类型。我想速度是首要的，没有人想用速度更慢的系统。所以必须选择一个可以平常速度运行的系统。同样，我知道，为在LISP系统上以普通速度运行，必须经过型号查错，所以该系统可以很轻易地在每次出现型号错误时插入。必须具有一个下置的内核用来回收LISP程序中的错误，从而使人们可以继续使用系统。而我却进入了一个同Unix相同的概念系统，因而接受了编写一个同Unix一样但却有着LISP的下置内核系统的工作。
［有关LISP机的说明：LISP的问题是必须查验使用数据的类型，这项工作一般是在计算机运行时执行的，而且程序速度也减慢，至少使用同计算机运行同时执行数据类别查验的特别程序（LISP机）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将MIT的LISP程序私权化的LISP机生产商，面对软件系统‘相对’“自由”（UNIX）的C类计算机更旺盛的市场都宣告了破产。人们今天懂得有效地完成LISP程序编制，而不需在运用程序数理统计分析技术和程序类型数理推论时，重新编制这些专门资料。——原注］
［斯多尔曼回答完听众提问后，继续进行讲演。］
人们估计GNU/Linux约有一千万用户，这已足以证明GNU工程的成功，因为这些人都自由了。自由软件拥有三个层次的自由。
更改程序的自由。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改进，以便使我们在M.I.T不能对施乐复印机进行改动那样的情况再发生。如果没有这种自由，我已经解释过它所经历的实践难题，但它也存在着一些实践产生的，社会心理的问题，并互相重叠。当人们真的想做他的工作时，那是因为他想到了做这事的重要性，并且他还会对你说“你什么都不能做，因为别的什么人关闭了他的工具”，他改变了主意。他心里在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工作我就会有报酬。如果有一天让我去工作，我会重新开始，可今天我为读书而挣钱”。我不喜欢这种思想。我发现，如果形势如此，迫使人们采取这种态度的话，它将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如果人们不能顺利的工作，情况就像这样，因为人们阻止你在你使用的软件上进行必要的更改。这是自由的第一层次。
自由的第二层次指协助别人扩散拷贝的自由，同他的友人合作的自由。由于计算机使用者之间合作的基本行为就是传播软件拷贝。如果你拥有什么对社团有帮助的东西，并遇到需要这东西的人，你就可以把它给他。这样做多么自然。但是，如果你把朋友当朋友的话，你又把什么叫做“盗版”呢。
我发现，如果人们没有这种自由，就会在实践上出现难题。因为，假如一个私权软件，用在一个需要它的系统上，对于每个人来说，或付费，或停用，要有人接收付费，可也要有另外的人受理不付费和不使用的情况吧。
这样，程序就只是部分奢侈的了。为了达到一个规定的质量水准，必须有成千或者成百万用户去完成同一个工作。它完完全全是同样的工作。如果一个私权系统为使用程序而指定一个令人灰心丧气的赞助人（具有限制性的支付），结果,使用同样工作所必须的软件的用户将变得更少！
这是实践的难题，心理上的问题在人们受到侮辱时会突然出现。合作就是给剽窃正名。整个社会建筑在良好的，与别人相互帮助的愿望之上。必须自始至终为在社会上鼓励这种精神而做出努力，因为自然的人性是复杂的 !
在人性中间共存着许多情感，有良好的也有邪恶的愿望。为了产生一个美好社会，必须采行激励善意的措施。当我很小的时候，当我还在上学的时候，老师总是说：
“有糖果应该分着吃１”
[笑声］
现在，美国政府建议老师们这样说：
“哦，不１不要分着吃！分享就是剽窃１永远也不要和别的孩子分享！”
[听众：“自由软件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人们可以在享受他们的糖果的同时，也让别人分享。" ]
[斯多尔曼]：对、对，分享软件的确更加容易！但这大概正是有人要加以阻止的，这样做完全是愚蠢的！可是，无论如何，人们可以幸福地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社会，正是以善良愿望为基础的。
当然，还有其它的思想。
有一种思想说，电脑网络不需要按照善良愿望进行的中心规划，人们也可以指挥每个人去做他的活路，这样大家都能各尽其职（译者注：这里暗指保守的自由主义理论宣扬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理论，或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竞争，就会自动形成一个健全的市场））。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发现，今天这种理论已经失效。
还有另一种理论与其抗争，它认为不需要善意，因为上帝，那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完全控制如此贪婪的臣民们以效率卓著的方式进行合作，而并不心存善意。但是只需睁开眼睛看一看这种停滞不前和令人厌恶的社会吧。因此，我希望你们会同意善意是必需的。而且，当政府和统治阶级，社会的支配力量，都认为合作是剽窃，那还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呢？有些拒绝分享拷贝的人说：
“啊，这是违法的！应该时刻遵守法律！”
［作出恶心的表情，笑］
这儿有一个社会心理损害的例子，例如另一些人说：
“我想给你拷贝，可是我害怕”
一个诚惶诚恐的社会，现今大受私权软件所有者的欢迎。对于阻碍人们转送拷贝来说，恐惧在这里是起到了威慑作用的。这正是一种社会心理的损害。同样，他们也会这样说：
[用讥讽和同谋的语气]“啊喂，我跟你说，我给你一套盗版的…哼哼哼”
[笑声］
这些人相互合作，可是他们却认为合作是他们的弱点，他们认为他们应该拒绝合作，可是他们还不够强大。这很令人悲哀，他们做着正确的事情，可是心中却忍受着社会心理的煎熬：深信合作是罪恶的（译者注：斯多尔曼在此明确地宣布，与人分享软件是合理的善行，而不是非理的海盗行为）。
因此，这样就满足了第二层次的条件。
自由的第三个层次是帮助和建设社会的自由，通过为软件添加功能，并发布人人可用的改进版的方式建立社团。
发展自由软件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将跨越软件发展非常快速阶段的过程。今天有人对我这样说：
“噢，如果软件是自由的，就不会有足够的人愿意来写软件了”。
为什么呢？真相是经验证实的。我们所说的，经验表明的事实是，有许许多多的人在为自由软件工作。实际上，只要有一个自由软件被大家接受，将会有许许多多的人为改进它而作出贡献。实际上，（由于自由软件的源代码是开放的——译者）人们会自动把修改意见和程序寄来，多得几乎使原作者都没法应用。这是一个微软从来没有过的问题。］
［笑声］
如果这种自由是可以被拿走的，实践的难题就涉及到了发展的速度。但同时也存在一个关系到科学合作精神成果的社会心理问题。无论国家利益的对立有多么尖锐，科学家在国家处于交战状态时期也能够进行合作。我曾经读到一个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群美国兵登上太平洋中的一个小岛，他们在一座建筑上发现了一段告示：
“致美国兵：本建筑是一座海洋生物学实验室。我们已经把所有标本和报告资料收拾整齐，以便美国科学家能够继续我们的工作”。
对他们（发布告示的日本科学家—译者）来说，科学是为人道而工作。为科学，为全人类，不仅仅是为了日本。尽管他们的研究是战争的产物，他们还是愿它有利于全人类。
但是，今天我们生活在每个国家内都有小团体相互对立冲突的局面中。其中每个团体都对另一方进行封锁，都在阻碍和束缚对方。这很令人悲哀。
这样，我们就解释了自由软件所定义的自由有三个层次。如果你，作为用户，拥有这三种自由，那么这个程序时于你来说就是自由的。
由于在有的情况下一个程序对于某些用户是自由的而对另一些用户却不是，所以该定义必须视特定用户的关系而定。我可以举Ｘ视窗系统的例子来加以说明。X视窗系统是在M.I.T写出并由M.I.T当作自由软件发布的。如果你接受了一个X系统的拷贝，你也就具有了它的所有自由。
但是，还有些拥有他们自己的Unix系统版本的，习惯于不把自由给予用户的计算机制造公司。所以，它们取用X视窗系统（的程序资源—译者）为他们的系统编撰程序，集成到缺乏自由的Unix中，当作私有产品发布拷贝。
如果此时你是一个用户，如果你知道哪儿存在自由问题，如果你想到要拥有这些自由，你都可以找一个MIT版本并安装到电脑上。如果这个版本工作正常，你就可以拥有自由的X视窗系统。但是，可能这个版本不能在你的系统上运行，在这种情况下，X视窗系统就不适合你，给你的是一个私权软件。
对X系统的作者来说，这是件好事，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获得成功。而我的目的是以自由造就一个联盟。因此，对我来说这个结果将是一个失败！全面的失败！我的心血将在这样的结果中浪费掉。所以，我找到了一种扼制这种情况的办法。它就是“左版”
［笑声］左版（copyleft）
这个想法是用来替代X系统的，人人都可以复制拷贝，人人都可以更改程序，人人都可以扩散拷贝，同样也可以扩散改进过的程序，但是所有传播出去的版本都必须享受同样的自由。当你扩散拷贝时，你必须把自由也扩散出去。像这样，以后的每一个改进版本都将是自由的。“左版”的想法不太普遍，它有些像编译版的想法。为了使用编译版，必须有编译版的特别执行规则。编译版和“左版”相比，在具有一个执行规则方面，是一样的。
我们有若干左版的执行规则。它们当中，我们应用最频繁的是GNU GPL，但还有其它的规则。为了推进自由软件，我们必须有一套自由文件，也需要有自由指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说明文档（或软件指南—译者）是软件的基本部分。每个程序都必须同相应的说明文档一起完成。如果你想得到纸印的文件，那么在计算机上也是一样的，然而，一般说来必须为纸张复印付费，因为它有印刷工作的成本在内（译注：参见本书第一部分中的《自由软件和自由指南》）。
但是………，这是自由软件，不是无偿让与的！
然而，如果为拷贝付费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但是，你必须在自己进行复印时也是自由的！我想强调的是软件必须同整套说明文档一起提供。该文件也必须同样是自由的。在你发布程序时，也必须同时发布程序指南。在你修改程序时，例如你给它添加或取消某种功能，或改变某种功能的性质，等等，你都必须同时更改程序说明文本，即软件指南。如果有某个自由软件，但它的指南却不是自由的，例如没有赋予修改的自由，那它对我们就没有用。而当今我们缺乏自由的软件指南，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当然，抽调编程员是很容易的，凡是会编程序的信息工程师都会编写指南。但是关于软件作者也有一个大难题，因为他们会编写指南，所以，他们把它转变为私权软件指南！他们不为我们联盟中的程序指南发送作贡献。在这一点上，我想坚持纠正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所有汇集到自由软件的编程员，和编得出好指南的编程员都来编写自由程序指南的话，情况就会好一些。因此，必须认识到，程序指南在图书馆里可随意使用，如果它们不是自由软件，就不是好东西。它不属于我们的联盟，满足不了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自由程序指南。
因此，我给你们作如下建议：如果你在一家书店发现一个出售的自由程序指南，你把它买下来。但是，如果你发现一个私权程序指南，请不要购买。因为对于发布自由程序指南的编辑，付款给他们购买拷贝是做好事。我们可以祝愿他们成功，获利。但对于编辑私权软件的编辑，应该祝愿他们失败。
［笑］
同销售自由软件指南以便获取资金的自由软件基金会一样，我愿商业软件编程人员也同样成功。
如果你是信息工程师，我希望你编写自由软件。因为如果你从我们联盟得到实惠，我希望，你体会到一种人情债，一种应向联盟作贡献的道德义务。如果你不是信息工程师，如果你不会编写软件，可是如果你会编写程序文本，你就有可能会编写指南，这也是很重要的。或者假如你会组织官僚机构，我们也需要它。像APRIL（译注：APRIL，巴黎大学邀请斯多尔曼作本讲演的学生组织）这样的组织能够以实用的方式给你一个工作机会。
［笑声］
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联盟的工程。而GNU/Linux是属于联盟的，属于你们大家的。我希望你们设法参与设计、建设联盟。
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有人问我：
“微软怎样看待自由软件？”
我说：
“据我所知 ，他们什么也不想！他们连理都不理会自由软件”
［笑声］
似乎不再有其他情况了。现在，有一些微软同自由软件抗争的计划文件。他们有两种战略：
使用协议文件和已有的格式，卡片箱格式，保密。
同样也使用特许证来对付我们。我想有些时候这种战略是行得通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总是处于防守，这很困难。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呢？
对付协议文件和保密格式，必须实行逆向工程。可以实行两种措施：可以进行以下实验：可以进入这些资料并注意输出，进入其它的资料然后注意输出，弄懂转换规律，或者，用协议文件可以观察通过两个程序之间的信息，从而最终弄懂协议文件。这种方法在任何地方都是合法的。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是破译编码，它在有时是适当的。，
［笑声］
在美国，破译是合法还是非法，取决于由哪一个法庭裁定。所以，要知道这种行为是否合法是困难的。但是，在欧洲，有一套法律，一种法律含义，都认为破译密码合法。所以，为了在欧洲进行这项工作，集中资源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欧洲的自由软件组织在进行这种特别重要的努力时，能集中力量。当他们赚到了足够的金钱去雇工时，他们能够为弄懂保密格式，保密协议，以及能够编写兼容文件而选择一项破译密码的任务。根据欧洲版权指导有关软件的条文,特许证就像一些地雷。你可得对它小心翼翼，但有时它也会是一个炸开的地雷。确实有些地雷将在我们身上起爆。总有些我们无法编写的东西，也总有些功能是我们无法提供给用户的。这样的时间，可能有4年，或10年，甚至20年之内。
我们能做什么呢？如果我们珍惜自由，就宁可挑选一个没有提供这种功能的自由软件，而不要一个提供了这种功能的私权软件。因为自由比一种功能更重要。
［听众提问：你在想什么？］
啊，没人能知道！是的，可能是在想“Winmodem”
［听众：哈，哈，哈］
为了把调制解调器转为视窗所用的，首先必须破译保密控制语言。但是，一但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在速度达9600以上的波特率时，就会出现特许证问题。大概我们不再可能支持更高的速度了。那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呢？我们可以购买别的调制解调器。是的！如果联盟是强大的，如果联盟特别看重自由，我们就将卖掉其它调制解调器。但是，如果我们特别看重便利，我就知道人们会怎样做：他们购买Winmodem并同私权“驱动程序”一块儿使用。所以，它就像一支军队。如果这支军队同心协力去战斗，他们就会取胜。但是，如果他们准备一点一点地让步的话，他们就将失败。
所以，必须特别传播自由的思想，合作的自由是自由中比较重要的，因为它是给别人做好事的自由，同样比做对自身有益的事情的自由更重要。
用这种道德力量，我们最终可以更改特许证的法规。有一天，我们将可能在许多国家具有一亿用户，我们或许可以更改特许证法规，并永远忘却有关特许法规的问题。但是，如果用选择提供特许证功能的私有程序的人们替代它，我们将会失败。
现在，我想给大家介绍我的朋友圣·依格那修（译注：圣·依格那修（Saint IGNUcius）是斯多尔曼开玩笑的自称。他在他的个人网页中也开玩笑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软件神父，称自己为圣·依格那修，声称保佑大家的电脑和软件。详见http://www.gnu.org/）。
［鼓掌声。斯多尔曼转身。。笑声。鼓掌。斯多尔曼向前走到第一排，在那儿，一名维路通讯社的记者在操作他的手提电脑。斯多尔曼把手放到手提电脑的屏幕上。
" I bless your computer my son ! "“我祝福你的电脑，我的孩子”（译注：这句话也是斯多尔曼在自己的“个人网页”中用过的）
［笑声，掌声］
[笑声]
我可以祝福一台电脑并诅咒所有的私权软件。
［笑声］
［与记者闲谈了一会儿机器的所有者］这台电脑已经祝福过了。［记者：是的，这个电脑中一点私权软件也没有］
作为一个Emacs教会的圣徒，［笑声］必须洁身自好。
必须放弃所有的私权软件。很幸运，独身并不是被迫的。
［笑声，掌声］
所以，它的确比其它的教会要好！
[笑声］
我希望，在你们中间也有圣徒。大概有一天，你也会和我一样顶上带着光环。［斯多尔曼的光环来源于手中的一张光盘］
2. 听众的提问
［GNU怎样展露头角并在后来使自由软件基金会在美国公众面前打响的呢？］
我真弄不懂！时至今日，我觉得公众还在对GNU工程和基金会视而不见，因为使用我们的系统的用户还把它称作‘Linux’并且还认为是林纳克斯.托瓦尔兹在９１年初所编写的。这太令人悲哀！我要求你们，当称呼整个系统时，称它的全名GNU/Linux。这样人们就可以同时既展示出GNU工程又没有忘记林纳斯.托瓦尔兹。
［掌声］
［我想谈一谈Linux，因为我刚好有一个问题…！你怎样看待Linux和自由软件组成的混合物？这也就是说，现在有一种趋势不管什么软件都在Linux中运转…我将在GNU/Linux上列举出来］
［笑声］
［这是我的问题，啊唷，我不是在这儿吗，没问题。实际上，不管运转在Linux或私有软件上的什么应用程序，像Quake，或者无论什么程序都可被看作是自由软件］
这并不正确！这是愚蠢的。
［我知道，但这就是我们可以考虑的方案吗?］
有人问我，我怎样看运行在GNU/Linux系统（他说“Linux”这是一个错误）上的私权程序的形势，因为它影响系统，并不影响内核。这是一个程序在其中运行的系统，而不仅仅是个内核。但问题是，运行在GNU/Linux上的私权软件被认为是我们联盟的部分作为！这不是真的，因为一个私权应用程序像一个私权系统一样具有密切的链接。我们就像需要自由（操作）系统一样，需要自由应用程序。但是，为了改变这种局势我们能做什么呢？我现在必须一面做，一面向人们解释。你又可以向别的人作解释。
[什么是Java语言切入GNU工程的位置？ ]
Java语言切入GNU工程的位置。我们的语言切入位置是，如果用户想应用一种语言，我们就会支持这样做、我不是Java迷，而是LISP迷。
［笑声，掌声］
不管是什么用代数句法的语言都比LISP落后。
［笑声，欢呼］
［使用Hurd的系统呢？］
Hurd不是一个操作系统，Hurd和Mach组成一个内核。这个系统要大得多：它包括Emacs,GCC,GDB,LIBC,BASH，……唉，但是，我没有听清这个问题，我知道有关Hurd的一些事情，可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对，今天，在自由软件联盟中，什么角色占据着Hurd内核？］
Hurd在开发之中，用于普通任务时它都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我们出版了一种最小的，以用Hurd开发软件为功能的系统。GNU Hurd，它是GNU的内核。但是，它并不是现成可用的，只是用来在内核上做实验，以及内核开发研究用的。
［查理：我有一个社会心理学的问题，不是一个问题，唷…信息化的。在你的行程当中，也碰到你表述的，施乐复印机的问题吗］
不是朗克·施乐，在美国！
［…同意，我提出的问题］
可我讨厌这种报刊连环画。
［同意］［笑声］
［嘘……！］
[我提出的问题是下列问题：你用《自由，平等，博爱》作为采访的开始，你已经讲过自由和博爱，可还没有讲过平等，但这并无大碍，反之，你的讲话同18世纪法国人卢米埃尔的思想非常相同，同孔多塞相像，所以，我想知道，是否在你的文化模式中，你用这个信息模式，影响了捍卫位于自由反抗封建专制的层次的交易道德。]
［喝彩声］
我知道的并不大清楚。我只知道，我有反抗暴政和不公正的想法。但是，我并不知道怎么做，也不知道做的时机。
［查理：但是，还有一个确切的问题，正如你指出的，你归诸于这个科学联盟，其中有软件的不确定性，因为信息化是20世纪下半叶人类占主导的话动，人类认识的长久性仍然存在危险。］长久性？大概…我想，我不明白…我弄不懂这个问题［笑声。嘘］我没有受过哲学家的训练。对于大多数…
［查理：什么是你报告中的科学性？它和信息化并没有关系，在你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你为能够在科学化网络中生存，进行着同样的奋斗］
我并没有对他们讲过很多。只是有时遇到那些科学家，我对他们说
“啊，你发现了这个理论，这太神奇了，我真羡慕你”
他们对我说
“可你写了Emacs！”
［笑声］
这使我有些惊讶，编写一个程序，同物理学理论比几乎算不上什么东西。作为知识成就，我所做的微不足道，非常容易。而物理学的成就既艰难又伟大。，
［查理：可是他们的问题却是同样的…］
大概…我想…
［…这个信息工程师…］
我看见这些问题之间的类似性，但由于这个道理，我无能为力，因为我有我的领域，在其中，有许多我要去做的工作。因为…
［但是，这一点很重要，有一种名叫伊万·伊里克的哲学吗？说是…黑箱…！有一种诞生在维也纳的，名叫伊万·伊里克的哲学？？最后宣告了…在现有结构中的进步，因为这些事是在黑箱里，人们被以各种不同方式买来的软件摆布着。］
我同意他的说法。可我从没读过这本书。我可能明白这种思想讲的是什么。这些想法已经在社会上被人重复过。我大概也听见过它们，并且被它们影响过。
［不，可我想的是…］
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是的！但是…]
因为我再没什么可说的了。真可惜！
［笑声，掌声］
很遗憾，但我要问另一个问题，对于它我能用稍稍有用一点的方式来回答。
［（同一个提问者）你太谦虚了，因为…］［嘈杂声］
我把这些想法应用到我的研究领域中。
［是的…但是这样…］
我想所有的助手都已经懂得了这此想法，这是些很好的想法，可为何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我没什么要特别讲解的。
［（同一个人）有这样的危险，因为我想在不同的领域里都有传道士］
对！可能你在他们和我之间的关系中做着这种工作。
［查理：可为什么GPL开始也是为音乐人而制定的］
［Nb：斯多尔曼从未为音乐写过GPL］
因为音乐是另一个题目，在这个领域中的要求是不同的。软件是一种功能性的东西。人们用软件办公或娱乐。但是，没人观看软件进行娱乐。所以，游戏软件和严肃软件，两种都是功效卓著的。这一点有些像药方。
在计算机之前，和软件最相似的是药方。你知道，烹饪的厨师总是相互分享食谱并变更食谱。在做饭的人的生话当中，分享，变化食谱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对于软件来说也是一样的：自由扩散修订版软件。但对于音乐却不是一回事，因为音乐是运行。人们理解音乐，但并不使用音乐。一段音乐的或音乐录音改动形式的功能性需要，并不是以相同方式存在的。
folk处理器也是一点一点地变为音乐或其它文化作品的。人们可以讨论这个处理器的重要性，但是制作修订版，并把修订版转送别人的强烈需求并不存在于文化作品的领域内。但人性问题并不相同。它在相同的部门，因为转送拷贝给别人的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谁阻止或禁止你为你的朋友拷贝，那是十分令人讨厌的。把这样一个体系强加于人是十分专断的，为了说服那些不准分享音乐的人，必须严厉惩罚他们。鉴于修订版的发送需求并不相同，所以，事情就变得非常非常简单，人们可以具有分发原始的版本的系统，也可以发送对原版的拷贝，但是禁止传播修订的拷贝。这样，人们就有了一个音乐家名字始终在拷贝中受到注视，我想，人们可以拥有它长达20年，音乐家可以在他们的电脑网络上，写着下列话语的页面框中获得报酬：
“点击这里，就可以付给我一美元。如果你喜爱我的音乐，如果你喜爱我的段子，你可以先欣赏，然后点击这里付我一美元”
只要一美元，这并不为多。会有很多人付给这一美元的。我想音乐家也会接受的，毕竟作品有了听众，还收到了美元。没有任何人强迫，仅靠一个自愿的系统。
啊！可还有些人在那儿什么都不要。
［ 问题大概已经提出来了，所以如果提出来了，可不回答，现在有些编辑，他们声称，想把他们的CD-ROM或作品放在加了引号的“进入自由和赋权自由”中，而且还有些作者开始思考把他们的作品放置到GPL项下。如今它和权利发生了巨大的冲突，同欧洲和世界以及作者权利相关部分发生了巨大的冲突。那么GPL……］
我不知道这些冲突，但我并没计划把GPL 用于程序之外的别的东西。它可以为别的目的而运转。但是，这不是我所说的那种左版，也不是我为像程序指南，短文或文章等等其它类型的文字而建议的左版。
［我的问题很短。我问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工程师用的GPL 是一种大概打了引号的“主干”，你有兴趣参与开发，不仅是GPL ，但在它的概念中，为了其它东西，可以在将来加上引号并给网络加速，从而可以取得重要的价值？］
我不明白这个问题。你可以重复一遍吗？
［他问你是否参与把GPL 的概念扩展到其它领域？］
我已经做了。
［（同－个人）对！］
在差不多15年内，我已经把一种左版用于不是软件，但有文字的程序指南上。但是对于程序指南，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批准修订版的发表是重要的。但是，我们用另一种左版，比GPL 简单得多的左版来制作。但是情况并不是一样的，而且一种更简单的左版可以用程序指南运作，但不能用软件运行。
对于像哲学或政治，或我们的法律地位或像我们的工程历史等等，其它类型的文字，我都没有授权制作修订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理由拥有这种自由。它存在于软件文件程序指南的条件中，因为必须用软件来更改。
［那么，在法国，在你所描述的文化界中，人们把它称作“他的作品中的作者的道德权利”］
.噗，不！从法律角度看，这是另一回事，但它是一个大概很类似的想法，在灵魂中，
［基金会为了统一GNU/Linux的发送系统，会鼓励那些正在进行的工程吗？］
不，并不特别鼓励。我们同意这个工程但这并不是我们做过的。
［就Netscape公共许可证而言，它的地位如何？］
Netscape许可证把软件转变为自由的，但是却有两个难题，对于他，我建议不要使用。
--- 难题之一是，这个许可证不是左版。它很容易用私权代码把功能添加到程序中去。Netscape想这样就不会有风险，但却自愿地去做，可我认为这是一个坏主意。
---另一个难题是，这个许可证同GPL 许可证并不兼容。所以如果程序A是从GPL 产出，而程序B是从Netscape许可证中产出，那么把两者联合的做法却是非法的。
所以，我建议你们放弃Netscape许可证。
Netscape在同一时间的两个许可证输出软件大概还是有问题。我希望那样。
［人们能够明白自由信息的概念，确切说是自由软件和全方位的信息化，尤其是服务，例如，为寻找工程中的技术解决方案的咨询服务，…］
我不想类比，因为，一般说来，如果有人向你提问并且你也准备回答问题的话，一般并不禁止向另一些人讲你的答话，这就是自由，你给的信息是自由的。它没有问题，不需要自由冲动，因为它几乎永远都是自由的。这样就很好，因为人们用不着争斗。
［为了促进自由软件，你鼓励人们作自由软件联盟的用户。你是不是认为政治行为或起码是决策者 、政治人物的感觉也是重要的？］
是的，这很重要。大概现在也是可能的，我们的联盟大得足以能够开始这样做。因为你知道，有钱就能说服政府的决策者。为了用钱讨论问题，应该有相当相当多的人。我们可能快要有足够的金钱用以开工了。如果你认识那些众议员，你大概可以同他们谈论这个话题了。是的，可我认为，大概5年后我们将有可能获得许可证豁免。
［如果我没有弄错，有一个用于视窗 NT（Windows NT）的GNU工程版本。为什么要为一个私权系统开发自由软件？］
唷，我看不出它的重要性，可是，我并不反对它。这里有两个问题：设想一下，一个编程师开发一个自由程序但只能用于私权操作系统。我发现这样做有点愚蠢。为什么要这样做？真的！如果想要自由，必须使用自由操作系统。所以，一个人费尽心力编写在自由系统上无法运行的自由程序，那是令人悲哀的。
另一个问题：如果你为自由操作系统编写一个程序，而且现在你也想让它在视窗（Windows）上运行，这种情况下我说：
“如果你想这样做，为什么不做？这是你的权力！”
我自己为使我们的软件在视窗上运转未尽过力。因为我对它不大感兴趣。这是一段弯路，但是，如果还有其它人想这样做，我不反对。我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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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杨抒鹰
校审：贾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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